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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谈话之7: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时代的良知,我只会为内心的“真理”写作
葛红兵          于 February 07, 2004 at 07: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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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怎么从一位从事理论工作的批评家转而进行文本写作?如今的学者中很少是作家,更不要说是明星化的作家了。你怎么能从容地在抽象的理论思维和形象的创作思维中自由穿梭?

答:对我来说没有转型的问题。实际上关于理论和创作相矛盾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我们说庄子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呢?他是文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用小鸟、大树、风等等意象垫造了多么丰富的哲学世界啊?他的哲学文字同时也是文学作品,那简直是语言的奇迹。不过,后世我们在这方面显然退化了,许多人只能从事一种工作,但是,这和语言的本质是不合拍的。语言在本质上既是形象的又是抽象的,我试图把语言的这种超越理论和创作二元对立的本质发掘出来。

问:作为学者,传统的观点是应以学识和思想见长,您是否也认同这样的价值观?或者说这其实并不是学者惟一的价值观,而您试图尝试着树立另外的价值观?我注意到,您说鲁迅是被误读,金庸被神话,那您觉得大众视野中的葛红兵被怎么样了?当年您以两份悼词宣告当代文学的死亡,以及您对于当代文学一贯犀利的批判者的姿态,使我们在传统学术认知中听到那么一股强烈的声音,有时不禁困惑,现实是否真的已经这么不堪,还是您的姿态决定了您得出的结论?那是什么使您总是以一种学术战斗者的角色出现,抨击时弊,发别人所不敢言之语?会有人说是葛红兵无知者无畏,或是葛红兵作秀等等之类的话。

答:我只会为内心的“真理”写作。这也是为什么,我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学的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我评副教授的时候,是现当代文学副教授,而我评教授的时候却是文艺学教授。当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摸爬滚打了10年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并不值得我贡献一生,这里没有我需要的真理,这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一份悼词》的由来,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怀着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的心情写那篇文章的。我们有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么?只要我们这样问一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现代文学是怎么回事情了。

后来,我转向了对文学史的反思,我要在理论上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文学史研究有价值吗?”后来我写了国内第一本《文学史学》,也写了一本我自己的《文学理论教程》,我成了一个文艺学教授。

但是,这依然不能使我满足,文学、文化只是人类历史的衍生物,它和人类、人类史本身相比,非常渺小。它们根本不可能揭示人类世界的本质。它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的由来。

许多人以为我是在作秀,但是有几个人能理解我的真实动机?一些没有什么信念的人,一些对真理没有什么追求的人,用这个做“学术”,做职业吃饭,他们要养家糊口,而我却诅咒他们的饭碗,他们就骂我。事情就这样简单。

我是在30岁以后才理解尼采的,尼采为什么要离开“美学”、“语言学”,尼采为什么成了一个哲学家?我知道尼采和瓦格纳决裂的痛苦。我也是30岁以后才开始理解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说:“一切都要归于人类学”,说得真的很好。

我现在认为我是一个哲学人类学家。今年上半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哲学人类学随笔集《人为与人言》,三联书店出的。

我始终没有放弃思想的乐趣和责任。对于我来说,没有比思考和写作更快乐的事情了。

问:作为明星式的学者,你觉得现在学者应该是怎样的?是像一些人觉得甘于寂寞做学问,还是频频曝光做焦点人物。这样的社会活动会影响你做学问吗?心态会始终平和吗?比如余秋雨式的学者现在引起的争议非常大,你怎么看那些作秀多学问少的人?

我对“学问”这个词非常痛恨。我们仅仅应该爱真理,而不应该爱“学问”,许多人把学问当作目的,却忘记了它背后的“真理”,许多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一己之得,不知道他所得的那个学问在真理的天平上是多么可怜。

实际上我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两年多以来我几乎不参加什么会议,几乎所有的会议我都拒绝了。

余秋雨还是有学问的。他的《西方戏剧史》是我研究生阶段很认真研读的著作。我批评余秋雨是认为他在文体上的创造力不够,他的散文实际是清代桐城派的延续。

大学问家应该关心时代,认真地领受时代的使命,听从时代给他的启示。从孔子到顾炎武,从章太炎、鲁迅到顾准,都是如此。他们应该参与时代。我对钱钟书那种所谓闭门读书的学问家几乎不屑一顾。他爱这个时代吗?他为这个时代鼓呼了吗?--这是衡量真正的学问家和假学问家的标尺。

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时代的良知。

问:作为大学教授,针对现在高校教育的弊端,你怎样做一个成功的老师教学生?你觉得对于学生,你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答:我很喜欢教书。一、我觉得给学生自由,让他们学会自己自由地思考,是一个老师最应该做的。二、教会学生“爱”,“911”的第二天,我采发现我们的大学教育是多么失败,我们的学生只会恨,不会爱啊。三、个性。我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三年中,我不会逼迫你们做任何事情,如果在这三年中,你们跟随我学习,但是却找到了自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我就心满意足了。”做你们自己。--这是我对学生最大的要求。

问:感觉你应该是个很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人,勇气应该是在不断的动摇中坚定起来的吧?你的文字率真且有点自虐式反省的倾向,你平常是怎样的人,怎么解决自己和自己的战争?

答:我有怯懦和恐惧。人常常不能面对自己,常常要逃避。我在《沙床》中塑造了一只猫,它要逃离自己的家,在别人的家里才感觉自由,它要逃离自己的同类,在别人的国度里才能存活。我也是这样,我也在逃避。和顾准他们比,我是逃避者。不过,我试图转到我自己,坚守自己。

问:媒体爆炒,可能是基于大众认知中对于教授与情色小说的原本不相干的定位,您在酝酿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事实上,情色宣传一定会戕害到您作为教授的身份吧,还会有其他负面的影响吗?

答:这个,长江社的声明中已经解释了。他们出我的书跟我的教授身份没有关系,他们也无意用我的教职来炒作。而我本人对此是无所谓的。

教授只是表明我有能力在大学教书,和我的写作没有什么关系。鲁迅不会为了谋求某个大学的教职而写作,任了大学教职的鲁迅也不会因为教授职务而改变自己的写作路向。当然,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我也不想对读者说什么。一切议论都会烟消云散,都不重要。对一个真正读了我的小说的读者来说,那些议论都会烟消云散。

小说里已经说出了我想说的一切。

一切答案都在小说里。

问、小说中不少地方提及哲学思想,大段引用文学名著,主人公之间谈话交流也多涉及学术理论,令一般读者看得一头雾水。这是不是有“掉书袋”的嫌疑?

答:我是个学者。我愿意我的小说里也有思想的光芒。许多读者可以跳过去,但是,我不能,我写的时候,那些段落对我来说更重要。这个小说如果有学者特性,也就在这里:它是一部用思想写出来的小说。

中国作家中真正用思想、信念写作的人太少了。张承志是一个吧。

问:你说过“三十岁之前我努力地寻找大师,我要从大师那里获得力量。但是三十岁之后,我觉得真正的大师在您的内心里,向你自己的内心学习,向大自然学习,这才是伟大的。”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呢?

答:写作,开始的时候是技巧问题,接着是你的精神资源问题,最后上面两个问题都不重要了,写作根本上是你是否听到了那个“真理”给你的启示的问题:而那个真理不在“大师”那里,他们大多是伪装的先知,真理在你的心里,在大自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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