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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答记者问之8:围城没地位、给木子美两忠告
葛红兵          于 February 07, 2004 at 07: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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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出版社称“这是一本纯粹的学院小说,是一部《围城》式的知识分子作品”。你认为它从哪个角度与《围城》类似?是文学地位上还是写作风格上?亦或其他?

答:之所以有这个说法可能是因为这个小说里有一条线索是写“大学”的,里面写了一个“哲学系”,评职称、下岗,等等,主要是反映知识分子教授“治校”,那种所谓的民主治校的情况,中国知识分子自身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民主经验,也没有民主的人格。我没有单纯地嘲笑他们。其次,我想反应的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精神状况,他们是一个时代里比较敏感的一群人,他们对时代的感受要强烈一些。我写知识分子,不是高高在上地写,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所以,你会看到,钱钟书用第三人称,我用第一人称,我要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全盘地展示出来。钱钟书是嘲笑知识分子,我不是,我是悲悯知识分子。

文学地位上,谁也不好说。我不认为钱钟书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围城』实际只是一部聪明的小说,没有什么思想史、文学史价值。我也不会和《围城》比地位。因为我认为《围城》没有地位。

问: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大学里评职称、派系斗争,因此被很多人称为“学院小说”,你接受这种看法吗?

答: 这当然是一个学院小说。它描写了大量当代大学里发生的事情。里面塑造的田教授、董教授等等,都很有典型性。从这个角度它可以说是一个学院小说。但是,这个小说是一本学院小说的理由,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个试图在思想上有所超越的小说。它是一部真正的学者的小说。许多人把我当成学院作家的代表,把我看成是新一批学者作家化潮流的代表人物,之前网易记者还采访了许多国内批评家,刘川鄂认为我是新生代学者中作家化的典型,他们认为这种倾向和上个世纪初鲁迅、周作人等的情况很接近,学者既是大学里的教授,同时也是小说家。有人研究过,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是学者型作家。排除我自己,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的。我们需要有思想的小说。小说不仅仅应该是感性的,它还应该是理性的。这个只要我们看看俄罗斯多家就可以知道了。我们想想托尔斯泰吧,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吧,他们都是思想型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学者看不起小说,没有人愿意下海。我愿意做一个学者作家。我不知道自己是
否做得成功,但是,我的科幻小说很受欢迎,我的上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卖得也很好,出了多种海外版本。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说,这个小说是学院小说,更重要的原因是指他是一个学者写的,具有思想型的小说,而不仅因为它写了学院素材。由此,我还想说的是:可能这个小说和钱钟书《围城》是有区别的,钱钟书的小说只能说是学院题材的小说,但是不能说是学院小说。

你可能会问的小说的思想性在哪里?这个我自己说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小说里常常出现关于命运的抽象性思考,事实是这个小说也即将出版一个哲学版『个体及其在世结构』

问、《沙床》书写主人公的情感生活时,也对大学体制进行了揭示和批判。但我感觉前者多了一点,后者少了一点,揭露得不够深刻和彻底。这是你的初衷还是刻意回避?

答:是啊。这需要勇气。本来两条线索应该平行、平等,但是,后来自己也害怕了。也许以后会重新积聚这种力量。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批判大学体制,其实我所在的大学非常好,同事和领导对我都很好。但是,文学就是批判啊,总归要写你看到的欠缺。就像写“诸葛教授”一样,我可以把他塑造成英雄,但是,赞美对人类来说其实没有多少意义,批判才更有价值,批判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欠缺,可以前行。

问。您试图通过这本小说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价值观念?

答:我自己想说的已经在小说中说了。我如果直接说出来,应该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是不公平的?生命是有罪孽的吗?我们在死亡之路上挣扎着,意义在哪里?厄运是造物主允许的吗?我们如何承受厄运?

问:这么多年的批判者的姿态使您一直也处于各种争议的旋涡之中,您的自处方式是什么?中国的现实是习惯问题蔓延化,这种原本学术范围内的争鸣有时会演变为对个人的全盘否定,您有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惑?

答:开始的时候有。现在没有了。思想和创作变成了需要同行和某些部门承认的职业技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堕落。一个真正的作家,它不应当追求这个技巧。我应该做的仅仅是学会:把嘲笑领受为赞美,把讥讽领受为仁慈。

问:“进行批判”这个事件本身或许就值得文化学者深思,从《大鸿米店》被禁,到木子美事件,大众文化的趣味是否真的已经沦落到只剩下下半身?

答:我认为这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压抑造成的。我们对情色有病态的“恐惧症”。一部《大鸿米店》、一个木子美真的能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吗?

我们夸大了。夸大了文学的影响力。曾经我们把《金瓶梅》看作禁书,但是,现在许多读者可以看到《金瓶梅》,是不是那些读者都成了西门庆呢?

新加坡色情业是合法的,但是,是不是新加坡人都以色情为乐?我看到的情况是恰恰相反。新加坡本地人几乎不去色情场所。

没有压抑的地方,人们更愿意自律。

禁《大鸿米店》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人民”,我们不相信人民可以自律。

问:木子美您知道吗?她的“遗情书”您看过吗?从文学评论家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这种写做方式?当炒作的结果是把您与木子美相提并论时,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答:我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

日记是最私人化的写作样式,日记的读者只有自己和上帝。日记是自己和自己谈心,或者向上帝交心。如果一个人写日记的时候已经预想了读者的在场,那么日记就必然要受到那个隐含读者的影响。它就不能说是“日记”了。

写给公众看的“日记”不能叫日记,只能叫日记体小说。

正如开着门的做爱不能叫做爱,只能叫“做爱表演”。

在我看来,木子美是一个日记体小说作者,稍稍遗憾的是,她的创作纪实的成分浓了一点,这可能是因为她还不善于使用这种艺术手法,技巧上还不够圆熟,所以会特别依赖纪实。

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想给她两条忠告:一、她似乎应该考虑到不要侵犯别人的隐私——在写作中暴露自己的隐私是可以的,但是不应该暴露别人的隐私;二、如果她是一个性开放主义者或者是性实验主义者,她没有必要以文学的名义去做,因为文学创作并不一定要来源于作者的切身体验。一个作家写死亡,不一定要真的去死一次,同样一个作家写性,不一定要真的天天做爱。除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别人的体验以及想象,都可以作为写作的源泉,事实是真正的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更多地是依靠想象力。

而且“文学”这个词汇的名声并不比“性实验”这个词汇的名声更能证明“性实验”的合理性。

问:你觉得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答: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个职业。非常可悲。它不代表独立的思想,也不代表独立的人格。它什么都不代表。

知识分子最可悲的地方是自大。他们虚构是“文化”这个自大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文学、文化、话语等等是更为本质的东西,他们宁可研究这些东西,也不愿意研究存在本身。他们是文化决定论者。

人们更愿意承认自己是有文化的人,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身体”。他们上了知识分子的当。

问:你喜欢北村的小说吗?我感觉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和罪感意识还有对信仰近乎宗教式的虔诚地追求和他作品很像,能谈谈你对北村小说的看法吗?

答:我喜欢北村。但是,我和北村对超越性的理解可能不同。我要的不是教会的上帝,对“三位一体”我尚没有北村式的体验,我渴望的是康德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哲学的上帝——那个“存在”本身。我渴望我的思想被这个“存在”照亮。我尚没有找到北村意义上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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