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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桂棣和春桃《中国农民调查》触现实之痛
《南方周末》王雷          于 February 15, 2004 at 1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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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这篇报告文学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响。

全书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实姓。

“不少人是哭着看完的。”陈桂棣说。

两个作家的震惊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1993年农历大年三十。

陈桂棣在老家——淮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遇到了一名亲戚,“这天人们都回家过年了,可他还拉了一架子车白菜去卖。年三十几乎没人买东西,这车白菜最后只卖了5块钱。用这5块钱,他们一家人买了点肉,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这个年。”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写一部农民的作品,到今天《中国农民调查》完成,这个念头已经整整10年了。”

1995年,陈桂棣采访淮河污染问题时,在沿河4个省所到之处“满眼都是农民”,农民们困苦的生活状况促使他再次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开放的源头,受益应该最多的农村,依然如此贫困。

5年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再次坚定了他想写一部农村题材作品的决心。这年3月1日,妻子吴春桃(笔名春桃)回江西萍乡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产房旁边,一个农村产妇的丈夫悲痛欲绝,不停用头撞墙。他的妻子生产前几个月,就被查出了“前置胎盘”,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病症,但是只要住院,得到良好的照顾,一般都可以安全生产。但住院要3000块钱,这个农民家庭凑不够这笔钱。他们只好回农村找当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100到200元。生产当天,产妇不断出血,接生婆也没了办法,最后,当产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

“我感到震撼和恐惧。”春桃说,她11岁的时候,父亲因工伤离开人世,由母亲到城里顶父亲的工作,她才来到城市,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她生产的时候,得了“孕高症”,就是民间所说的“产前风”。“如果没有11岁的那次命运偶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话,我的命运肯定和那个农村产妇一样。”

一天后,陈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呱呱落地。这一天还有两件事让陈桂棣夫妇记忆深刻: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写,还是不写?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2000年国庆,陈桂棣和春桃把半岁的儿子托付给老邻居照看,正式开始采访。

“原定计划是采访一年,写作一年,结果整整花了3年时间。”

采访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传。但随着采访越来越深入,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陈桂棣说,在土地改革、大包干和税费改革这三次农村三大改革中,有两次都是安徽农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却给外界留下了灾民、小保姆、农民工的形象,他们最初想用笔把安徽的形象改正过来,当时安徽是全国第一个搞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税费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点。

税费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农民负担写到位,读者才能知道这项改革的分量。”

2001年3月,经过半年的采访,陈桂棣和春桃已经跑遍了安徽和临近省份的50多个县市的农村,农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这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内参上才能写的,能公开写出来吗?”

这半年采访的内容,成为《中国农民调查》里第一部分的素材,陈桂棣和春桃写完这一部分后,在文章里发问道:“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源源不断,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了解清楚,就要找专家。”陈桂棣来到了北京。

经过一个多月,采访过三农专家温铁军、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守银、中国社会学会长陆学艺和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等大批专家后,陈桂棣认为自己找到了那个“究竟是为什么”。

“税费改革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中国农业应该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却发觉手中的笔难以落下。“这些,能写吗?这是内参也不能写的东西。”

三个涉农大案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

陈桂棣和春桃最后决定,这篇文章不仅要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真实情况来写。

文章开篇讲了3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

这几个个案也是文章里修改次数最多的地方,“每个都修改了三四遍,从头到尾都要有证据。”“写第二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把30多万字的人民大学的刑法讲义‘啃’了一遍。”陈桂棣和春桃说。

讲述完毕农民个体的命运,文章转入理性思考和对策分析,各级官员的名字相继出现。

这部分一开始,就讲内幕:安徽省老干部陆子修在一次全省减负汇报会上,对几个地市的书记点名“开刀”,会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夸赞陆讲得好,陆子修却“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1998年,朱啊基到南陵县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南陵县和芜湖市领导联手造假,连续4天4夜突击调运1000多吨粮食运到峨岭粮站,最终不仅玷污了总理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亵渎了他对9亿农民的关爱之情,还给总理决策提供了虚假、错误的信息。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只有真实才有价值。”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细节,陈桂棣和春桃要打几个电话,实地跑三四趟,“文章里每一件事情都有证据。”

“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人。——1996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安徽当地一家报纸把该书带来的反响总结为“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国家一级作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春桃,在《当代》刊发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很早前,他们的作品就被人总结出4个特点:敢啃硬骨头,真实,准确,激情有力。

1995年,陈桂棣用108天时间走访了淮河沿岸48座城市,第二年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淮河的警告》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及触目惊心的污染数字,并且对污染原因、对策作了详尽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

《中国农民调查》在安徽引起巨大反响,《当代》杂志在合肥市一周内全部脱销。省农业厅领导专门派人到合肥市作协买书,却空手而回。安徽省内的3家报纸总共用了6个整版介绍了这部作品和作者,当地电视台先后制作了3期节目,“最近,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看了这本书没有。有一次,会议中间还专门留了一段时间,给与会者用来讨论这部作品。”安徽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说。

合肥市一名副书记书只看了一半就激动难奈,给陈桂棣打电话:“你们从文我从政,你们的血是热的,我这个从政的,血也不是凉的。”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调查》也成为关注的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

《南方周末》2003年特刊,向他们夫妻“特别致敬”。

对话

“我们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

我们多次怀疑自己的勇气

记者:看完《中国农民调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和以往的报告文学很不一样。

陈桂棣:确实如此。有人看完了说我们“不务正业”——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做的事被我们两个作家给做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农业专家谈农业的时候很厉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回避掉了,而知识分子在研究课题的时候,很少把农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两个知识圈子没有对接。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研究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专家,向我征询他的改革方案,我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按这个方案,只能研究出误区,投多少钱都没用。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现在的农村基层政府就像是“黑洞”,把周围所有的物质都吸进去,不管什么钱,都会被挪用。有人说我们用文学的语言写了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意思。

记者:由作家来写“三农”问题,一定很困难吧?

春桃:我们在写作之前,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应该有“平民意识,历史眼光”,用老百姓的感情来写,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党的农业政策。《中国农民调查》在农民负担如何形成的这一部分有6万字,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谈,讲了国家四代领导人是怎么解决农业问题的,甚至还提到了历史上各朝代曾经执行的农业政策。这对读者了解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有帮助。

陈桂棣:大原则是确定的,但修改则非常多。我们碰到过三次困惑,写作和这次改革同步进行,两者都是一波三折,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们确实很多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做了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为是否点官员的名争吵过

记者:你们统计过被点名的官员人数吗?

陈桂棣:我们没有准确地计算过。不过有人计算了一下,说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和安徽省5届领导的名字都在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其他各级官员的名字就更多了,可能有几百人吧。

春桃:他们很多人还在任,不少还升了官。

记者:这篇文章一旦发表,这些官员的功过是非就摆在了读者面前,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吗?

陈桂棣:这么多领导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报告文学里,中国好像没有先例。写作的时候,为了这个,我们还吵了一架。春桃不同意写,我坚持。报告文学讲的是真实,如果不提真名,全篇都是某某某,读者肯定会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春桃:我觉得这样写风险太大,后果难料。何况文章里的有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如果都写出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记者:这些朋友在文章发表后责问过你们吗?

春桃:没有。他们没主动找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找人家。

陈桂棣:有一个安徽的官员,听说我把他说的话写进了文章,还写了他的名字,立即否认曾经见过我们,对别人说从来没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我的上帝!我听到脑子都炸了,这些人都是省级干部!后来过了几周,他看了文章,态度又转了180度,再有人问他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他回答别人,‘就是我说的嘛,除了我,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听到他这么说,我才放下心。

目前没有压力,在正常工作

记者: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你们有没有应对的计划。

陈桂棣:当时我想,如果安徽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去春桃的湖南老家,或者到北京,我们在北京找个工作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到现在,并没有压力,我们都正常工作。

春桃:我们更担心小孩,每次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们都把他送到别人家,他的照片也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农民常常不敢说话

记者:你们采访这些官员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

陈桂棣:有时主动提出采访要求,有时通过私人关系,有时候完全是靠运气。有一次到北京采访农业部的一个官员,我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记者:是不是采访农民的时候更容易些?

陈桂棣:我和春桃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们对农民充满深情。但是农民常常不敢说话,为了让他们信任我们,我和他们一个锅里搅勺,一个屋檐下睡觉。农民还非常敏感,和他们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他们。

下一部书写治淮功过

记者:很多人看你们这部作品都流泪了,你们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陈桂棣:我接到过一个电话。一名音乐教授突然半夜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哽咽,问王营村的农民最后有没有赢,没有赢他就不看我们的书了。我说他们赢了,他听完“啪”地就挂了电话。我想,农民们的生活处境也许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吧。

春桃: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城市人和决策者,让城市人对农村了解更多,给决策者提供依据。

记者:你们有没有开始计划下一部作品?

陈桂棣:下一部,我们想写淮河2000年的历史,重点是治淮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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