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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用人才,賭贏生技這一局
文摘          于 February 16, 2005 at 13: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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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主任兼執行長 何大一:用人才,賭贏生技這一局!


1996年終,華裔科學家何大一(David Ho)獲選為《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長達十六頁的報導推崇何大一不僅是研究愛滋病的先驅,更是創造歷史的要角。

如今,何大一的名字已經和「愛滋病救星」劃上等號,他當時提出「雞尾酒療法」,即是將各種「蛋白抑制劑」與其他抗病毒藥物合併,在病人感染病毒早期時使用,成效矚目,更大大增加了日後醫學界擊倒愛滋病毒的可能性。

在《遠見》雜誌訪談過程中,何大一求知的渴望,專注的神情,不曾因功成名就而稍有改變,「走在路上,也沒人認識我啊!」何大一瞇著眼笑了,那是他略帶稚氣的招牌微笑,「不過我卻因此有機會與青年對談,激發他們的熱情與潛力!」何大一說,這是他真正珍惜的「改變」,也是一種使命。

出生於台中的何大一,十二歲時隨著母親及弟弟移民美國,與先行赴美求學的父親團聚,當時英語不通的何大一十分內向,卻也因此而專注於學業,從研究中找到興趣。醫學本非何大一的第一志願,原先於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就讀的他,發現醫學研究更為切合他的個性,於是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

1980年代中期他在洛杉磯醫院擔任實習醫生時首次接觸到愛滋病患,就矢志要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並找出治療的方法。「當你知道研究結果會對世界造成震撼,可以幫助許多不曾謀面的人,是多麼快樂的事!」何大一分享他作研究時的喜悅。

由於他在愛滋病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受到「艾朗戴蒙基金會」主持人戴蒙(Irene Diamond)女士的賞識,而於1991年出任「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主任迄今,當時何大一僅三十七歲。

《時代》讓世界看到了何大一,更讓台灣找到了何大一,獲選為第二十二屆中研院生物組院士的他,在愛滋病疫苗的研發上,已有兩劑疫苗產品進入美國臨床試驗,2003年SARS席捲台灣時,何大一也為相關疫苗研發帶來建議。

「如果我的小小成就,並不時返國參與研究,有助於協助政府吸引海外人才返台效命,我非常願意做,」有感於政府近年來推動生技產業的決心,何大一頻頻往返台美,希望拋磚引玉,引領另一波「竹科模式」的人才歸巢風,「生技產業,靠的就是人才!」何大一收起笑容,正色說,「生技這一局,要賭,就好好的賭吧!」

Q:從生技專業的角度,你如何看台灣這幾年來生技產業的發展?

A:這幾年來台灣專注發展生技產業的行動有目共睹,就像當年發展資訊產業一般。但我必須強調,生技產業看長不看短,政府若有心發展,就要給予產業時間和機會——這是信心的考驗,因為醞釀期不會只是五年、六年(甚至十年都嫌太短),卻要認定二十五年後,或者三十五年後,更或者是五十年後,生技產業將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命脈。

Q:但是台灣生技發展至今沒有重大突破,你是否憂慮?

A:我一點都不擔心,長期的投資現在來評斷還嫌太急;不過海外人才陸續回國,這倒是很讓人雀躍的喜訊。

這群人才回來創業、進行研究,為台灣產業提供新的經營模式、注入新的觀念,都是正向的力量。我也一直呼籲政府此時應當致力延攬人才,整合專長,因為說穿了,生技產業最終的元素就是「人才」。

生技就像一場賭局,一旦要賭,就好好的賭吧!

Q:如你所說,推動生技產業需要決心,政府該怎麼做?

A:政府應清楚明瞭生物科技對國家未來的指標意義,目前當務之急是將對的訊息傳達給「對的人」。

例如,現在這局的遊戲規則不再是投資一年半載就有回收的態勢,民間資金也該因應產業轉型而改變思惟,政府就要塑造再教育的氛圍,因為投資可能十幾年都不會有任何收穫(然而這是必經的歷程),態度上的調整是必要的——讓民間資金成為「對的人」。

話說回來,假如資金貧乏,法規嚴格,另一群「對的人」——專業人才,也無法獲得誘因加入;必須知道,生技產業完全就是倚賴人才、想法的產業,如果沒有環境,怎麼會有人才願意投入?或者放棄原本在海外的工作,而回國追求理想呢?

因此公私領域應該一同協調、想辦法,如同資訊產業前仆後繼,資金大量投入,排除法規障礙……。人才因此樂於追求理想,激盪新的想法、製造新的產品,這道理在生技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可或缺。

當今全球各國,例如歐洲國家、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同樣十分專注發展生技產業,他們也很辛苦,因為這是個艱鉅的任務。就拿美國來說,許多主要城市積極地投入,不過至今成功的卻屈指可數,波士頓、舊金山、聖地牙哥……,僅此而已。

Q:所以你認為民間資金需要再多加把勁嗎?

A:老是掛念短期回收,就不會有突破的發展,老是盯著有商機的領域做,朝三暮四也不是好事。

這的確是挑戰,但台灣一定得克服。

台灣絕對有資金支撐產業,問題就在資金不願投入。畢竟生物科技對台灣而言是新的東西,大家會卻步,將心比心之下,資金躊躇不前的狀態不難理解。

往積極面思考,2003年SARS造成那麼大的傷害,台灣若有自己的製藥公司,就得以自立更生。一個國家怎能不掌握自己最需要的物資呢?這次SARS集中於亞洲,如果是全球性的疾病,先進國家在自身疫苗供不應求的狀況之下,台灣該怎麼辦呢?

B型肝炎疫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患者多為亞洲人,甚至是台灣的「國病」,但是至今疫苗來源仍是由美國掌握,對此我們應引以為戒。

Q:就你的觀察,台灣應該要專注於哪方面的研究,以尋求全球利基市場?

A:生技市場對產業的影響,不僅針對國內,更是全世界,兩千三百萬人口也許不是國內生技業者的市場,而是應該放眼對岸,甚至全世界。

生醫產品主要消費者集中於已開發的富裕國家,台灣必須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促進國際交流;如同IT產業大量引進台灣、中國大陸人才,因為他們大多具有美國學界、業界服務的經驗,都是最前端、關鍵的無形資產,如何讓他們回來效力,是最重要的。

政策也許可以指定產業專注某種疾病研究,或某個領域發展,但這群科學家思考獨立,你無法要他們做這個、不做那個,因為生技的成就是屬於全世界,不一定亞洲人就必須做肝炎研究,愛滋病研究同樣也是市場。這些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來形塑適合生技產業發展的文化。

Q:台灣資源有限,所以我們得將資金、心力花在刀口上?

A:對,不過我另外有不同的看法。

「當你專注發展1%的領域,同時卻也排斥了其他99%的可能。」在新產業的形成上,不需要絕對地自我設限。當然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之下,要慎選重點項目,但是我還是希望保有彈性,世事難料,很多的發現都是在不能預料的情況下產生的。

Q:現在台灣一窩蜂地趕生技熱潮,達康公司(.com)泡沫化現象是否會重演?

A:也許因為民主體制的關係,現在政府對於生技產業的投資預算不得不「有糖大家吃」——滿足每一個人,卻沒有一個人是超強的。

如果長期、穩定的有這筆錢、這個決心來扶植業者,倒也還好;倘若你總是擔心這筆錢是否要繼續下去,那可就做不出來啦!

美國的模式就是長期投資,長期挹注。而我的觀點是,現階段不要一堆公司,只要一家超強的樣板案例(這絕對可能的),關鍵是「選案,挑人」(pick project , pick people),就像新加坡的產業推動,不怎麼民主,卻很決斷,很快地找出一條路。

Q:你也在研究以中藥治癒愛滋的可能性,你怎麼看中草藥的發展?

A:天然草藥絕對要投入研究,其實超過50%的西藥來源也是天然的,例如盤尼西林來自黴菌等等,中草藥的歷史悠久,資料庫更為豐富。不過,我不喜歡所謂中藥、西藥的分別,藥就是藥,某種中藥成分如果有效,就會為西藥所用,如何「證明中草藥有效」才是關鍵。

現在的問題是,不能說因為師傅告訴你這帖藥有效,你就覺得有效,口耳相傳不是科學發展的基礎。我在意的就是以數據證明中藥的成效,一試再試,把關鍵的成分和原理找出來造福人群。

時間已經告訴人們,天然物質都是珍寶,這是未來研究的趨勢。台灣、中國大陸、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因為時空之便,占有優勢,更應該積極地系統化整合、研究,就像基因序列解碼般,中草藥研究將具有劃時代意義。

Q:你對台灣防禦愛滋病有何提醒?

A:比起其他國家感染人數,台灣目前感染愛滋病人口在可以接受的範圍,政府宣導也十分積極。

不過我還是得提醒國人,台灣愛滋病感染率最近五年,每年都以10%的比率上升,被聯合國列為次危險地區,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警訊。許多先進國家,如美國,雖然感染人數龐大,但是目前的感染率卻呈現平穩狀態。

Q:近年你奔波於台美兩地進行研究,推動生技產業,你的熱情從何而來?

A:我樂於為研究奉獻心力,甚至提供一己之力推動產業發展,不僅因為我是位醫生,也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當你研究出某種療法,可以拯救人們脫離痛苦;當你發現某一種原理,可以印證在很多種疾病治療,那種滿足感是物質享受無法比擬的。

的確,從事研究工作獲得的金錢報酬也許不多,但是自我實現的機會卻很豐富,你知道你的研究會對世界造成震撼、會幫助許多不曾謀面的人,加上生活在一個時時刻刻探尋新事物的工作環境,是多麼快樂的事!

當你自我實現之後,公共利益因此也獲得實現,這樣的滿足感是雙倍!

Q:研究生涯可說是漫長而孤獨,談談你生命中的貴人?

A:生命的際遇是很奇妙的,通常你會遇到一群又一群人來影響你的生活,也許是家人,也許是朋友。

年幼時我的父親在美國求學,他的堅毅和專注深深觸動我,父親不在台灣的時候,家族對我的啟蒙則十分重要,如今我常保赤子之心,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我常說我打從心底是個小孩,想搞清楚地球上每一件事。這樣的個性,實在得歸功於我年幼時完整的家庭教育。

青年時期,我會說楊振寧、李政道是我的模範,科學家的形象風骨在在讓我傾慕不已。現在我最感激的是妻子與孩子。孩子為我帶來新世代看事物的想法和觀念,讓我始終保持年輕開放的赤子之心;妻子則毫無保留地支持我的每一個決定。

另外,我今天能有如此成就,還得歸功於戴蒙女士(Irene Diamond),她創立「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並且挹注大量資金以做研究。

戴蒙女士不是生技領域出身的投資家,而是一位影片製作人,她善於發掘電影明星,發掘劇本,例如「北非諜影」就是她令人津津樂道的成就,她識人很有一套。

那時候戴蒙女士對我說,她希望找個人,能發現全新的愛滋病研究領域,能兼顧學術與實務,因此找上了那時三十七歲的我——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所以我很感謝她,我把戴蒙女士當作我忘年的摯友,時常與她談話分享生活,雖然我們可能屬於不同時代,但彼此卻熱於交心。

戴蒙女士幾年前去世了,享年九十二歲。

Q:十年前登上《時代》雜誌封面至今,成名後的生活是否有所改變?

A:一點都沒有改變,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現在走在路上,也沒人認識我啊!

不過現在有更多機會與青年學子對談,這是難得的機會,也是我出席各項邀約最重要的考量;因為我有使命為年輕人持續傳達最新的觀念,激發他們的熱情,以加入生醫研究的行列。

發掘人才也是如此,你必須不斷與人溝通,從言語中發掘他的熱情與創意,進一步觀察他整合、實踐甚至銷售想法的能力,上述特點都是「人才」必要的條件。

我想戴蒙女士那時就是從對談之中觀察到我的努力以及求知欲,同時肯定我的專業;我會比所有屬下還賣力工作,我始終處於最佳狀態等等,這就是我,妻子說這是「歹命」、「勞碌命」,也許吧!其實研究工作就是最好的娛樂,它滿足我一切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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