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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访丹·拉瑟
文摘           于 April 12, 2005 at 09: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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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 之后,有人对美国的媒体提出了这样的质询,那就是媒体为什么没有让公众充分地了解到外界对于美国的仇视,提出这样质询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传媒精英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主播丹·拉瑟,他有着四、五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曾经因为报道诸多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而引人瞩目。

  杨澜(以下简称杨):您曾作为CBS新闻频道驻白宫的通讯记者,跟随尼克松总统一起去了中国。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引用CBS当时的新闻主播华特·克朗凯特先生的话说:「记者们哪儿去了?都观光去了。」您也是其中一员,对吗?

  丹·拉瑟(以下简称丹):在那次历史性的访问中,我们确实想游览很多地方。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不同,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人们没有料到尼克松总统会这么做,这也是使这件事成为特大新闻的原因之一,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在创造历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走下飞机对一个美国通讯记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个遥远的星球。我知道时间将很快流逝,所以在我的双脚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多获取信息。

  杨:当时的一切都是新闻吗?每件事都很新鲜?

  丹:是的,当时我是消息源记者小组的成员,代表其他记者在杭州等候总统的到来,周恩来先生也在那里迎接他,而我碰巧就站在他旁边,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远远地见着他。就在我们等候尼克松总统的时候,我们无意中聊起了中国的教育问题,聊起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对尼克松访华将在短期内产生的效果的看法。我以前从没意识到,也许我应该意识到,他的学识是那么渊博,他对学校和教育问题是多么热衷,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很睿智,但是周恩来的名声还没那么响,那次交谈不仅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看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

  杨:1997年您乘火车周游了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内陆地区,那次旅行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丹:真是太棒了,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从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他们要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到内地,这一点和我们美国的历史有些相似。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曾试图开发内部地区,试图将它们带入工业革命和农业进步的新经济时代。而且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表明,中国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表明,在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巨。  杨:在美国只要一提起中国,媒体的报道总是集中在政治报道上,而且大多都是负面报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总体看法就会失衡。

  丹: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这其中有一部分责任在于报界、媒体,这一点我是不会为自己推脱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你说得没错,美国的确对中国有成见,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我发现中国对美国也有成见,那时候我真想告诉每个人说,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我想说明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一部分是由于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我们记者在世界各地采访时必须注意自己在报道中,不要带有任何成见,那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了。

丹·拉瑟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新闻。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曾不顾生命危险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战场进行现场报道,他性格中有非常强硬的一面,敢于挑战权威,他曾经顶着巨大压力,报道过「水门事件」,又曾经分别与尼克松和老布殊总统在公开场合发生交锋,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他从不忍气吞声。

杨: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您几乎采访了每一届总统,还和其中几个有过冲突,这些冲突有没有给您在CBS的工作带来过麻烦?

  丹:次数不多,但的确有过。

  杨:您不担心您的事业也许会因此被毁吗?

  丹:也担心的,作为一名前方记者而不是新闻主播时,当你面对的是一名位高权重的人物时,如果你企图越权或是向权威发出挑战的话,那可能会对你的事业有害。有时我的确会想,这回我的事业完蛋了,不过我不想让这种担心无限制地膨胀,我很幸运能在CBS工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老实说,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

  杨:一次是和尼克松。

  丹:是的,当时我想我的记者生涯也许就要结束了。我的第一次麻烦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任期内,他在中国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还有很多其他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有一点很令人遗憾,他后来成了一个巨大的违法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直接威胁到我们共和国的基础,我只是努力想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者,这确实使我和尼克松总统之间发生了至少一次直接冲突。还有一次冲突是我和当时的副总统乔治·布殊,也就是后来的布殊总统之间发生的,他当时是打算竞选总统的副总统,他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一些话和事实不符。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你想做一名好记者的话,有时候你必须问一些棘手的问题。

  杨:我还记得乔治·布殊当时反驳了您,他说当你抗议电视台在转播美国网球公开赛半决赛的过程中插播广告时,电视上突然出现了六分钟的黑屏。回想往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您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还是会更谨慎些?

  丹: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感到遗憾,当然我并不希望面对当时各种各样的攻击,也不愿意处在当时那种尴尬的境地,但是我尽力了,我总是对我自己说,至少我问了一个好问题。当时的副总统布殊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以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反过来还要让我来回答问题。记者向政客发难,政客拒绝回答并开始攻击记者,这其实是很寻常的事。在自由社会里,新闻界的这种短兵相接其实并不稀奇,可是这件事当时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在我看来反倒是不寻常的。

  杨:在世贸大楼的废墟,会让人想起了那些在那次恐怖袭击中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想起了您在9·11恐怖袭击后所说的话,您说可能美国媒体并没有充分地告诉美国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妨碍媒体作出充分报道的呢?

  丹:第一,记者们自身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同样我也不会为自己开脱,这一点对那些没有出过国或是不太出国的记者来说尤为如此。第二,美国的新闻界有这样一种倾向,人们更关注国内的情况,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要比发生在外国的事更感兴趣。近几年中,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一直在减少,而不是增加。另外,还想说的是,我们的确没有充分报道伊斯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本土美国人和海外美国人的憎恨,以及这种憎恨的程度。

  杨:您提到「真相从不简单纯粹」,但是事实上,对于处在快节奏时代的电视观众而言,他们希望能看一些纯粹清楚的报道。曾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一职的西蒙·托宾先生说电视报道的质量比不上报纸,因为电视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它更像是主持人、明星济济一堂的娱乐界,充满了眼泪、轰炸和暴力,您是否同意他的说法?这和您一直强调的新闻质量有关吗?

  丹:这是所有美国记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称之为新闻的「好莱坞化」,我承认这个问题在电视新闻中更为突出,但是不幸的是;它同样也影响到了美国的报界。

  杨:亚洲也是如此。

  丹:这个问题和美国新闻业试图竭力吸引观众、听众和读者有关。近二十年来,随着光缆和卫星的应用,美国电视业的竞争范围日益扩大、日渐激烈,随着竞争范围的扩大、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上升,美国电视业渐渐远离了原先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质量标准的全面下降,那么标准会低到什么程度? 9·11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美国新闻界的一些人至少都愿意重新向这些原则靠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也许我们可以利用9·11的经历,重新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听从我们新闻良知的呼唤,而不只是被市场调查和收视率牵着鼻子走。

丹·拉瑟小传

  丹·拉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1931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五十年代开始进入新闻界。1963年,是他首先报道了刺杀肯尼迪事件,因在报道中保持了客观、冷静的态度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1981年取代王牌主持人克朗凯特,成为CBS晚间新闻节目主播。丹·拉瑟是美国新闻界的精英人物,1972年他曾经作为CBS记者跟随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成为第一批到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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