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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薇博士采访录——刘铮(2000年12月)
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          于 January 23, 2006 at 2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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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薇于一九八三年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然后进入生物系学习。一九八七年到美国康涅迪格州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Program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做的是DNA Replication的研究。九零年因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朋友医学院毕业到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做resident,她转学到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她于九四年获取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Gene Therapy.同年她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Medical School做博士后研究。依然做与Gene Therapy相关的研究,用在Human Genetics领域。九六年十月,她辞掉博士后的工作,回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外语部做记者。九七年,她作为香港回归现场直播的英语主持人而得到广泛好评。很快,她有了自己的专栏节目Sunday Topics,当时中国唯一的英文现场采访专栏。因为这个节目的成功,陈晓薇成为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她于两千年三月回到旧金山,现在是一漂亮女儿的骄傲妈妈,同时也在为中国的电视台做一些工作和节目。

刘铮:陈晓薇博士,你的经历非常与众不同,你能否谈谈你怎样,在美国十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决定回北京去做记者的? 

陈晓薇:我觉得我这个人做科学可能不是太合适,耐心不够好。你也知道,做生物实验需要无穷的耐心,没完没了的重复快把我急疯了,做实验科学对我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从小就一直对新闻感兴趣。我识字时大概两。三岁,那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我就很喜欢读报纸。那街坊邻居觉得三岁小孩就能读报纸是件很稀奇的事情,所以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就常常来看我读报纸。这样子我从小就觉得我长大会跟报纸有缘的。我十四岁快考大学时,我想考复旦新闻系。那时候南方只复旦,北方只人大有新闻系。我在南方长大,自然想考复旦。我父母都是做科学和工程的,他们自然想让我学理科。而且他们一辈的知识份子都认为新闻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你要想入文字狱的话就做新闻好了。所以我妈妈就觉得这样很不好,而想让我去考科大少年班。她就跟我说,"你去考一下试一试,因为竞争很激烈,很难考取。你考不上的话,明年你考大学时你爱考什么考什么。"那我就听了妈妈的话,没想到居然考取了。我们那时候,考上科大少年班是件非常荣誉的事情,考取了不去好象是发疯,所以也就去了。 

刘:你怎么会那么小就考大学? 

陈:这就说来话长了。我生下来时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有非常响亮的杂音,都不用听诊器,把耳朵贴在我胸口就能听到。那时候医生跟我妈妈说,这个小孩,如果不开刀,活不过二十岁。从小我父母就准备我长大了要开刀。因为胸腔手术是很大的手术,要在家至少静养一年,不能上学。我妈妈就怕我开刀后,比别的小孩功课拉下很多,就让我小的时候跳了一级。跳了一级之后,功课不仅没有拉下,反而在班上挺领先的,那我妈妈说再跳。这样左跳一级,右跳一级,跳了四级。后来我的心脏奇迹般地好了。 

刘:原来你就这样地读了科大。后来你什么时候又想去做记者的? 

陈:我从来就喜欢文科。甚至于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还告诉我的大学语文的老师,说我想转中文系。科大没有中文系,老师说,""你转安大又好象不太合适。"然后那时候我还一个人在那儿痛苦彷徨了半天。我理工科当然也能念了,但是兴趣主要是在文科。我曾对我妈妈说过一些话,把我妈妈气坏了。我告诉我妈妈,"我跟科学,就象指腹为婚的一对夫妻一样,谁都不爱谁。我每天在实验室刷试管的时候,就象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丈夫倒洗脚水似的。"因为我在娘胎里,我妈妈就想让我做科学,所以我妈妈当时都气昏掉了。但是更多地不是不爱科学,而是非常非常地喜欢新闻。还在九五年的时候,科大一些出来较早的同学,已经博士毕业的,有些去读MBA或直接去做consultant的,而且他们多半是被派回国。九五年时我曾回过一次国,对国内印象特好,一心想回国去工作。九六年春天,我少年班一个同学被McKinsey&Company派回上海去工作。他觉得我很适合做consultant,因为我在大学里就有点象现在一样,动手不怎样,只会动嘴。这是我自己想的了,我同学只是说,"陈晓薇,你很articulate,很适合做consultant."我就去跟几个consultingfirm联系,有一个叫Bain&Company,叫我到香港去interview.我到了香港以后就觉得我对整个businessenvironment实在是不习惯,也很不喜欢。我这个人虽然喜欢动嘴,但我不是做business的人,我还是很idealistic.我在香港整个感觉就跟到了一文化沙漠似的,举目无亲。每个人张嘴闭嘴都说的广东话,大家都节奏很快,一心想着赚钱,好象又不是我想要到的地方。我面试出来之后就特别茫然,不知道自己想干嘛。跑到香港机场,我有四个小时要等飞机,就买了一本书,是纽约时报两个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写的。他们在中国住过几年,写了这本关于中国的书。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忽然心里就觉得,做新闻记者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做新闻记者呢?而且,我虽然对他们的书很感兴趣,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口气里或多或少总有一些condescending的tone.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词是condescending的,但是你看完之后就是那种白人对中国人的那种condescension,从毛孔里边渗透出来。我就觉得,愤怒好象太过分了一点,但我就想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看中国,但是又不是我出国之前的那种中国人。 

刘:更国际化? 

陈:对。所以我就想回国做记者,用一种比较objective的眼光来看中国,而不是那种据高临下的眼光。比如说,中国现在有很多McDonalds,他们就用大篇的篇幅写现在中国的小青年居然到McDonald去举行婚礼。他们讲的话,你能从口气里听出揶揄的味道来。但是你又不能讲他们,因为美国人听了都会觉得好笑:怎么跑McDonald去结婚?所以我觉得,假如我有一天能给纽约时报做记者,我不会用这种口气来写我自己国家的人。我那时候就很天真地想我得去做一个美国什么大报的记者,为我们中国人挣挣名。其实要做纽约时报的记者不是什么rookie都可以去的,但我都不知道,就很天真地给美国各大报纸打电话,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打了。人家虽然很客气,大概都觉得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一个人笑我,只说,你给这个打电话吧,你给那个打电话吧,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是不愿意到小报纸去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小报纸在中国有记者站,而大报纸即使能进也不可能一下子做internationalcorrespondent,都要在里边摸爬滚打几十年。我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班(838)在网上有一个讨论-那时正是九六年春天,我们班很多人,有的快要拿到博士学位了,有的刚刚毕业,大家都在讨论,博士毕业了之后干嘛去,我在网上写,我想回中国去做新闻记者。我们班的人都很奇怪,说怎么做了两年多博士后了,突然冒了这么个念头出来?有一个同学,叶蔚蓝,她很理解,也很支持我她告诉我我们班有一个在国内的同学秦小虎,现在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给了我电话,让我跟他联系。我就跟秦小虎打电话,那号码还是过时的,好不容易才找着他。他告诉我,正好,中央电视台那时要办一个英语频道,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部分,他们急需会说英语的人,要不你试试吧。我那时也是急病乱投医,着急回去,就给他们一个主任打电话。那主任说,"你要回来可以,但是,第一,你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正式工作人员,只能是临时工;第二,临时工也没有工资和住房,你得自己解决住宿。"工资我也不在乎,我放弃了这边的工作,也不在乎那几个大钱。然后我说,都没关系。他说,"这样的条件你能接受,就回来吧!"

刘:那是九六年春天,你就这么回去了。你刚回去时做什么? 

陈: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中国投资指南,我在那里面做记者。那是一个商业节目,不是新闻,政治风险比较小。我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当时对我考验的一步,看看此人政治上可考不可靠。我在那儿做了几个月,后来有一件事可能改变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发展。我是九六年十月底开始工作的,九七年二月的时候邓小平去世。我所在的地方是海外中心的外语部,在邓小平去世的那天,我没有去台里,我不太舒服,是去看病去。我在地铁里,忽然我边上的那个人的呼机响了,他拿起来看,然后跟旁边人说,"我一哥们呼我,说邓小平去世了,我们应不应该买股票?"我当时听了感慨万千,这样的事情在以前是不可以想象的。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去世时,绝对不可能呼人说要不要买股票。这会被认为是对国家领导人的不尊敬。最有趣的是正是因为邓小平让中国改革开放了,才使股票这个现象在中国从新又出现。而这种不尊敬正是对邓小平最大的尊敬和赞扬。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但也很ironic的现象。我忽然又想,咳,我还在这儿想什么有趣不有趣,我是记者。我当时也不去看病了,在下一站跳下来,跟台里的同事打电话确证。他们说,邓小平是去世了,上午才得到的消息,办公室里的人都快走光了。原来到这种重大新闻的时候,外语部根本不用做节目了,就是把中文的节目拿来翻一翻,因为这都是政治需要把关的。那我觉得很奇怪,在任何一个国外的电视台,大家都扛着摄像机出来了,只有中国会是国家领导人去世了,大家反而都回家了。我就回台里,要了一台摄像机,去采访了一些外国大使馆,驻京办事处的人员,其中一些大使是见过邓小平的。我就问他们当时见邓小平的情景,和他们本人对邓小平的记忆和感想。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北京呆着,也可以说是归功于邓小平,所以他们谈起邓小平来都有情有景有感触的。这样我就编了一个专题,就在英语节目上播出了。本来在这之前,临时工是不能做出镜记者的。但是因为我很认真,自己没事儿找事儿,也就让我这个节目播出了。当时中央电视台新来了一个副台长,就是负责海外中心的。他在办公室里看电视节目时看见了我。他就觉得我英语很标准,样子也象那么一回事儿,就留心上了我。九七年六月底是香港回归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做大型直播。在这以前中央电视台很少有过政治活动做过直播,所以大家都严阵以待。提前几个月就在琢磨了,当时就在想这个英语直播的主持人找谁。英语的直播是向西方的,象CNN什么的都会转播,所以就想找一个西方观众比较能接受的主持人。他把我记住了,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就提出来,我看到这么一个节目,这个人是谁?有人说,这个人刚从美国回来,我们还没有考验她明白呢,这么重大的政治活动,用她合适不合适?当时这个副台长,还有另外一个主任,比较敢想敢干的,就说,我们觉得这个人要不爱国的话,她没事儿跑回来干吗?他们就决定用我做主持人。这事儿最后定下来是五月的时候了,这个决定宣布之后,有些人心里就很不高兴。就有人写了匿名信,写到当时的广电部去,说中央电视台某些领导,在这么重大的政治活动的时候居然启用一个在海外呆了十多年,身份被景不明的人做主持人,这是对国家的重大事件的不负责任。那广电部部长也不敢怠慢,这事儿多大的活动,对国内还小事儿,尤其是对外。他就把台长等叫到广电部去,把信摊在桌上,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台长和海外中心主任就向部长打保票,说这个人在我们这儿干了半年了,特别认真负责。再说,她要不爱国,她回来干吗呢?当时他们还跟部长说,如果出了问题,拿我们是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回归最后是我做的主持。这个节目当时CNN,C-Span都转播了,收到很多观众好评,有很多美国的观众还写e-mail,打电话啦,一通赞扬,说没想到中国现在也有这样的节目,这样的主持人。那领导也很高兴了,以后就给我开了一台访谈节目,这样从九七年九月起,我开始做Sunday Topics。 

刘:Sunday Topics的中文名字是什么? 

陈:周日话题。领导们觉得既然我能做香港回归的主持,他们希望Sunday Topics会是象CNN的LarryKingLive这样的节目。每个星期天,三十分钟的一个访谈节目。 

刘:你能讲一讲你做香港回归直播主持的经历吗? 

陈:那是一个四十一小时的直播活动。那是国内第一次搞这么大型的直播活动,中文节目是七十二小时,英文是四十一小时。我们有一男一女两个主持,男主持是从加拿大请回去的一个主持。我们俩人轮流,第一班是他十个小时,第二班是我十一个小时,第三班他十个小时,最后是我再十个小时。时间很长,非常累。脑子要高度集中,因为现场直播,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没有一个pre-program.当时英方有很多事情不通知我们。当时中国和英国为了香港的事儿其实弄得很僵,所以就有很多程序中方也不知道,然后英方也拒绝和我们合作。当时领导们给了我最重的两班活。我的第二班是从六月三十号下午五点到七月一号凌晨四点,所有重大的活动,其实都在那一班里面,包括港督离港,英王子到达,英王子与江泽民会见,然后交接仪式,立法会宣誓就职仪式,等等一系列活动。我丈夫老笑话我,说我这个人必须jugglethreeorfourthingsatthesametime,他说我thriveonstress.但是即使象我这样一个stressjunkie,我那天也觉得是我平生中最stressful的一天。那时我耳朵里带着两个耳机,两只手各操纵着不同的机器。我左耳朵里带的耳机是导播室里的接换台上的信号,比如说,现在切到一号机,现在切到二号机,这样我好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哪一个角度照着我。右耳朵里是中文信号,就是中央台的对内广播的信号的声音,因为我们英文部没有那么多前方记者在前面告诉我们前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必需听中文台前面得到的消息。这样,我左耳听着接换台的声音,右耳听着中文前方记者的声音,然后嘴里用英文把刚刚听到的信息说出来,左手操纵着字幕机,右手呢得操纵着信号台的音量的大小,我有时候还采访着嘉宾,简直是手和脚和嘴都在忙着,然后十一个小时里我还不能吃东西,万一前方有信号传过来的话,我不能说让大家都找不着我,因为我去吃饭去了。而且我一吃东西,妆就会脱调,还得补妆,也会来不及。我那时候就靠饮料过活,还不能随便上厕所,万一前方有一个信号过来我怎么办?那十一个小时真是精神高度集中的十一个小时。还有一方面,就是这是第一次这种活动的大型直播,中文台还玩过现场直播,虽然都是大型体育比赛,文艺演出之类,但是他们至少还有技术人员锻炼过。我们英语连技术人员都没有经历过现场直播,大家都是新手,都是第一回玩这个活。经常有什么带子找不着了,或者什么卷带子啦,会忽然导播台里说,"晓薇,实在对不起,我们这儿找不着带子了,你随便说两句。"现场直播时让我随便说两句,我怎么知道说什么呀?那边也不跟我商量,也没有时间可以商量的。那边说,你随便说两句,啪,镜头就接上我了,我就在那儿现串词儿了。那是非常需要脑力的事情,也很刺激,非常有意思。象我这样的stressjunkie,那种时候是我最最enjoyable的时候了。那十一个小时完了,另外那一个主持上的时候,按道理是我应该休息睡觉的时候,根本睡不着,那脑子简直,我虽然没有drughigh过,但我猜那感觉就是那样,整个就是一不停的rollercoaster.

刘:dopamine overflow?

陈:dopamine overflow bigtime!

刘:那你下面一个十小时还能坚持得下来? 

陈:那时还是totally high,但这第二个十小时过后就crash.那完了之后,我蒙头大睡了一天半。 

刘:那可真是不容易。这件事之后,比较出名的另一件事就是采访Clinton.那已经是Sunday Topics开始之后了吧? 

陈:对,那是Sunday Topics开始一年之后。 

刘:那次采访是Sunday Topics的一部分吗?还是一个特别节目? 

陈:应该是一个特别节目,因为在别的节目也播出了。但Sunday Topics上也有播出。我那时候还没有生孩子,常说Sunday Topics就是我的baby.

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在Sunday Topics的采访,有哪一些比较有趣,或者说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陈:比如说采访Clinton吧,这事儿比较出名,但不是我自己认为最有意思的。我采访的人中间给我感触很深的一个是英若诚,还有韩春和杨早。韩春和杨早是一对美国老夫妇,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到中国。美国在四五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idealists,对communism很感兴趣。虽然后来McCarthyera很多人被persecuted,在四十年代他们当中有很多去苏联,欧洲一些国家,还有不少到了中国。这一对夫妇也是对communism感兴趣,而且很佩服中国人抗战的精神。他们到中国本来是想帮中国人打日本,也想帮communist打蒋介石。他们到了中国之后,就一直住了下来。我采访他们是九十年代末了,那时中国不要说大款了,最普通人家也都有煤气,卫生设备啦。我到他们家,他们住在北京郊区很不起眼的一所平房里,是在一个奶牛饲养场。他们住的平房是砖砌的,家里唯一的一张书桌也是砖砌的,上面铺了一块木板,给你感觉就好象他们还住在延安窑洞的样子。然后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改革开放又把中国引回了受帝国主义凌辱的时代。他们五十多年前到中国的时候是两个二十几岁的idealists,他们现在七十几岁了仍然是idealists.他们觉得,毛泽东有什么不好的?大跃进虽然死了些人,但毛泽东毕竟统一了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了。他们振振有辞地给你讲这些道理。而且觉得现在改革开放,贫富分化更悬殊了。他们的论点怎样,对还是不对,自有评判,但是他们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眼睛里闪的还是非常年轻,非常纯真的那种,非常理想化的向往。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大概可能是因为岁月的结晶,他们说出来的话往往非常慧峻,给你感觉就是一句话你要品味很久,然后每一次品味可以品味出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层次来。 

我采访英若诚是他刚刚从菲律滨回来,得了一个菲律滨政府颁发的一个奖,被称为亚洲诺贝尔奖的,奖励他多年来为文娱艺术做出的贡献。英若诚是一个很有渊源的人。他家里以前是满清正黄旗的贵族。比如说,香港的辅仁大学,是英若诚的祖父创办的,是中国第一所天主教大学。他的祖父是留学英国的,回来之后创办了辅仁大学。英若诚的父亲也是留学英国的,他回来之后,就觉得自己对祖国了解不够,不愿意把自己儿子再送到英国,要让儿子了解中国。所以英若诚从小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学校念出来,他英语标准得不得了,而且是很noble很标准的牛津音。而且他用词也是很noble,我感觉现在在美国人没有几个象他说话那么elegant.但他一生经历的太多了,见得也太多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在演话剧了。然后多少次动荡,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到后来改革开放,当过一阵子文化部副部长,后来又被人说他太西化,总而言之,他什么都见过了,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事情他又不愿意直说。但是同时,他又是我见过的人里边最敢于说真话的人,他的真话又说得,不叫婉转,而是种种酸甜苦辣你自己去体验的那种话。我听了非常感动。我印象里的英若诚还是做演员,有点胖虎虎的样子,他现在完全变了。他掉了起码三十斤,瘦得腮帮子都凹下去了。他有严重的肝脏出血,而且,在他夫人去世以后,他好几次急性出血住医院。所以他的生命就象一支飘弋的烛光一样。我能在这个时候采访他,真是非常幸运。能伶听这样一个世纪老人,发自肺腑的真言,我真地觉得很荣幸。后来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开了一个goodbyeparty,英若诚也来了,我特别感动。那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北京的那个traffic你简直不能想象,从北京一个角到另一个角,坐车也要一两小时。他就在北京这样的traffic里,自己一个人坐了一个半小时的taxi来参加我的party,真是让人感动。 

给我印象最深的现在就想起这两次采访,其他当然有很多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政府的一些官员啦,我都很感激他们能在我的节目里说真话。崔健也曾经来开过我的party,崔健还是一个宝刀不老这么一个人,他太太是个美国人,崔健英文很有提高,所以他每星期也看我的节目。

刘:那你那时候采访主要是在北京呢,还是全国各地走走? 

陈:我主要还是在北京附近采访,别的地方也去过一些。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呆在北京,但是我丈夫在旧金山工作,我们见面不容易,后来我就改成了在北京呆上三个星期,做六个星期的节目,回旧金山和我丈夫一起呆三个星期。长期这样也不行,所以怀孕之后还是回了旧金山生孩子。我做Sunday Topics后来因为三个星期要做六个星期的节目,在北京附近采访就更多一些。我当时也很想到全国各地走走,也去过不少地方,曾经为了做一个缉毒的节目去过云南前线,还到缅甸去过。我也去过湖南乡下,吉林乡下去采访村民选举。中国最早最雏形的民主选举是在农村,村民们可以自己选村长和村委会。为了采访这个我去了吉林四平附近连汽车都不通的一个小山沟。 

刘:你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你在吉林乡下看到村民选举时是怎么想的? 

陈:我没有很出乎意料。其实中国比大家想象的要民主,而且要民主的多。你可能不能想象在中国很多企事业单位,上级不能fire下级,你至多只能批评,了不得处分他,要fire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若是工厂效益不好,大家一起回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国外的人真地不能低估了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给普通老百姓的力量,领导不敢随便开除谁,而且上级领导不敢批评下级领导,因为上级领导的powerbase是他的下级领导,你要是把下级给惹急了,他到你的上级那儿去告你,你这事儿又不好办。所以,中国那种整个的powerstructure,不是象一般外国人想象的那种dictatorship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儿,上级老得想着下级会怎么想我,群众觉得我这人是不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中国又是匿名信满天飞的地方,中国其实有些地方比美国民主,不过不是很有条理的那种民主,常常会很confusing.美国人不应该为中国的民主感到惊讶,美国人总地来说对中国存在这许许多多,不可盛数的误区。所以说村民选举也没有让人太觉得惊讶的。我觉得民主本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因为每个人都对公平,天理,有他自己的认识,也不需要这个人念过什么书,有很多学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村民选举的大会上,村民就站起来,问村长,你请村委的谁和谁,到村口的饭馆吃饭了,有这一会事儿吗?吃饭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交的村委费?如果是的话,你做何解释?我觉得一个村民可以这样质问村长,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因为另一些地方,简直是暗无天日,村长可以看谁不顺眼,给抓起来,找人给拷打一顿,常有的事儿。农村有些地方,农民的性命简直不算一条命,有时候还不如一条牛贵,村长把人打死了也就死了。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哪里都有,但也不时发生。中国的地区分化非常地明显,一个县,甚至一个村儿,就象一个小王国一样,各有各的情形。实际上影响中国最深的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这种影响,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不是说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和现在十多年的市场经济一朝一夕可以冲刷掉的。 

刘:那你现在在旧金山做什么? 

陈:我就是做妈妈了。现在孩子太小,我做不了什么。有时也给国内的一些报纸写些评论和新闻报道。 

刘: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陈:我现在主要是想把我女儿带大一点,有些东西能做part-time可以考虑。我最近就在帮国内一个电视台在加拿大做一个节目,但一般都是能在这边做的,一次也不能时间太长。长远的我还没有考虑太多,一个婴儿就很忙了,当然肯定会做些事情,多半跟新闻和电视有关,我也可能写点东西。 

刘:谢谢你接受科大校友会的采访,祝你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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