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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访谈]

柏杨:再看一眼这个“丑陋”的中国人

南方周末          于 October 18, 2006 at 00: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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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在序的结尾,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廉颇老矣,风骨依稀。

他的话语曾经犀利如刀,《丑陋的中国人》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让中华人(柏杨语)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得以充分发酵。

不过,电话一边传来的声音终于垂垂老矣。今日的柏杨久卧病榻,常昏睡整日方能清醒,但他口中说的依然是反思,只是比起20年前的痛快淋漓、剑拔弩张,已平和了许多。

2006年9月中,柏杨授权《南方周末》进行封山采访,当是对大陆读者的一个交待,也算是告别。

游击战士

“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舔伤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还要飞。”

———柏杨“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

采访中,他的夫人张香华曾反复强调:“柏杨没有政治立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支持什么?他不会再加入国民党,也不会加入民进党。他属于游击队,对写作能卖钱营生已经很满意了。”

但柏杨的“游击”,要到去台湾以后才日渐显眼,而他与政治的瓜葛却还未结束——他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武汉“战干团”(国民政府为阻截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其后,顾不上媒妁之约的妻子,来到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受训;在重庆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温暖,就辗转去了东北,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对这些,柏杨都有解释,比如投考战干团,是为了逃避继母毒手,也是逃避没有初中文凭却“混”入高中的尴尬;至于初见蒋介石的失态,则是因为想着可以对乡亲夸口说见过领袖;到重庆是因为时局大乱;而他对最终去台湾的说明最堂皇———“他们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为什么要交给党?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

但初到台湾,他的自由还局限于老友聂华苓记忆中的灵光一现、嬉笑怒骂。他对社会反思的表达隐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艰辛、理想失败、爱情幻灭的小说。

这样的表现,与他身在救国团,任“中国青年写作会的总干事”的身份颇有差异。救国团是蒋经国创立,柏杨当然是太子门下。所以,虽能远远欣赏,聂华苓其时对柏杨也还有自然的“畏惧”。

救国团差事,对柏杨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让他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饿得发昏的柏杨曾在街头大骂自己“无能”。只是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柏杨才放弃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为养家糊口,以“柏杨”之名进行杂文创作。

写杂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女儿佳佳的出生又平增亲情慰藉。而他的杂文也渐露锋芒,针砭时弊,并拥有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不过,他却在不经意间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这一撞突然且致命。

为贴补家用,柏杨兼职给《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个主题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个小岛,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其中“Fellows”一词,被柏杨幽默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其实常见于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在那个年代,总会惹人联想。1968年3月7日,他终于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稍后又追加了“共党间谍”的罪名。

不过,直至判决之前,柏杨依然心存希望。“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他更没有想到会因言获罪。当时,他曾告诉倪明华:“蒋主任(即蒋经国)是热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然而,柏杨的幻想终于逐步幻灭了。最悲惨的时候,他甚至尝试了自诬、悔过、接受诱供。前前后后,他在监狱总共度过了9年26天。

柏杨表示,“入狱那天我真是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绝望了。”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

出狱后,人生再一次归零的柏杨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他锋芒毕现,甚至就两岸关系、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也一再强调:“我本身没有丝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点贡献,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气氛,有时被问到政治问题,我就据实回答。”

老天真

丑陋的中国人,其实就是一句话,这是一种态度和宣言,被柏杨喊出来。

———陈晓明

柏杨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天真是一种动力》。

这份对“天真”的认知来自被关押的记忆。“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

柏杨老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从小说到杂文而入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十年为单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创作阶段,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

柏杨觉得自己的小说与杂文有同等的成绩。他的小说常写生活艰辛,希望读者读了去想,“主角为什么会这么受苦”。但读者的反应往往只是觉得难过,这让柏杨觉得很受伤。

本是诗人的柏杨夫人张香华直言,“柏杨不适合写小说”。在她看来,柏杨的张力,批判精神更多还是通过杂文来体现。

牢狱,让柏杨的天真有了大爆发。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大陆的读者一下知道了柏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年都被称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和攻击性。”同心出版社的谢玺璋强调对柏杨认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所谓壮怀激烈的情感。

这种观念的成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时代变了,谢玺璋多年后重读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杨给我的感觉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过于绝对。”

柏杨还以另外的方式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历史和人权教育。

入狱是一个转折点,单调的牢狱生活,使柏杨不再有丰富的讯息加以指点评论,能看到的报纸有限,但是史书是一个例外。

在牢房里,柏杨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在狭小天地里开始抒写“小民的历史”。这期间,他高产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认为柏杨转向历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选择,柏杨却不同意。“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犹如医生指出病症,柏杨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药方,“我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

“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显然,对于柏杨来说,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成人权素养,那就还是有丑陋之处的。

爱恨情仇

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张香华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问及出狱后57岁的柏杨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20岁的张香华。“不知道呀,就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他了。”眼前这位已60多岁的优雅女人焕发出少女般的情怀。

张香华记得,初次见面后转天就收到柏杨的信,“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柏杨的行动力让张无所适从,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话——“成个家好不好”。张香华说,她曾推说不合适,觉得柏杨已经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击。但柏杨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击”就彻底击中了她。对于柏杨的爱,老友孙观汉曾总结说:“宁愿为了爱而失恋,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

如今在共同走过28年之后,张香华会跟记者分析柏杨自身的矛盾性,“他从封建社会走出来,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层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彻底的儒家:重情意,很体贴。”张香华还这样描述柏杨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会被他毁掉。因为他很会宠人,宠他的女人,宠朋友,没有原则。”

夫人办事归来,他会道一声“辛苦”;家里已经有车,还要给张香华再买一辆方便她使用……他的宠,尤其体现在柏杨入狱前,给前妻倪明华的一封信,事无巨细,情意绵绵。“努力补习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然而,倪明华还是成了柏杨5位妻子中,惟一主动离开他的,在他狱中最绝望的时候,终于形同陌路。但柏杨依然有同情。“1960年代坐政治牢,连孩子读书也被人骂,没有脸上学。我想她是不得已……”

当然,更早几次婚姻的结束似乎还是柏杨的主动放弃,但他早期颠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弃多少具有时代悲剧的意味。柏杨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保存了40年,后来还提出了他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约……张香华对此却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从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变化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觉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无法白手偕老。”

柏杨交往圈很广,但是牢狱之灾后,朋友也过滤掉三分之二。对此,他也早就预感到“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经历洗礼,他与核物理学家孙观汉以及读者陈丽真的情谊确是历久弥坚。

大陆的读者总喜欢把柏杨与李敖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因文字入狱,又都有颇大的影响力。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李敖还著有《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其中多篇章节矛头都直指柏杨,而在《柏杨回忆录》中,对李敖则只字未提。与两人都熟识的王荣文告诉记者,“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态度,足以见双方不同的个性。这就是柏杨的策略和为人。”

问及柏杨此生最大的遗憾,夫人张香华停顿了片刻回答道:“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儿女都比较疏离。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当然,时下让这位老人最受伤的当属岁月,他曾说,“想起失智、瘫痪、中风,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远超过任何政治恐怖。因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则由老人个别承担。”

岁月,是任谁都避不开的槛。

“我所批判的东西,我自己都具备”

9月25日,在经过了数天的等待之后,记者终于被告知可以和柏杨先生通话了。对于年事已高的柏杨来说,出急诊已是常事。就在前一天晚上,他才刚从医院返回。

电话里,柏杨声音低沉,乡音浓厚。他明显精神不济,交谈中,时常需要夫人张香华在旁边翻译、补充。

记者:久卧病床这段时间里,您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柏杨:还是文化问题吧。思考形式一样,但是实际问题不同了。世界局势还是“战争-和平”交替转化。以前战争,都是贪图对方土地,现在打败你,还要支援你重建,这就是文化问题,不在图财物,而是战胜国援助战败国。现在全世界思潮都围绕金钱领域,长期以往,社会发展会毁在这上面,价值观都是金钱之上,这个思想需要转变和平衡。

记者:进入21世纪,台湾、大陆社会都有所进步,那么回头再看您30年前写的《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在今天是否有新的变化呢?

柏杨:当然有变化。像以前批评公车上没人让座,现在公共秩序就好多了。昨天我挂急诊,服务态度好极了。看到进步,觉得高兴。

记者:柏老立足于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批判,很想知道,其中是否有对自我的反思呢?

柏杨:我所批判的东西,正好我自己都具备。(笑着说)我当然是观照自己来写文章,否则怎么能有这么深的体会?一个文化影响一个人、一片人,它的影响无微不至。即便是融入其他文化底蕴中,都不会很快消失。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柏杨:人是有惯性的,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年轻时在重庆当督察,答应给人家办一件事,结果没办到,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人家。年轻时经常忙得要命,哪有时间反思。现在老了、病了,就会想过去,想人生每一个阶段。(张香华插话:他蛮能反省,很少有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还能不断反省自己的。不然他有这么多缺点,早开除他了。)我一生都不圆满。

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所有谈到文化弊端中的毛病我都具备。(张香华插话:没有那么糟糕啦。他就是大老粗,粗中有细,容易激动,非常倔强,宁可做后悔的事情也绝不妥协。生气时还动不动要离家出走。柏杨笑辩,哪里有。张香华:你可以反驳我呀。)

记者:自己,还有亲朋好友,都在您所说的带有劣根性的传统文化中生活,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您会如何去面对他们呢?

柏杨:其实每个人站在自身角度上,都觉得有道理。我还是包容多,批判少。(张香华插话:生活中他就是一个老好人,对人家的好,不知道适可而止。)

记者:假使人生能够重新选择,您会选择怎样度过一生呢?

柏杨:当监牢里的狱卒吧。(张香华大笑:听他瞎说,他还说过羡慕那种父为宰相、子当状元、怀有娇妻的生活呢。他说话都是跑野马状态,如果跟他不熟悉,很难进入状态的。两个人再次笑起来。)还是那种生活吧——没有忧愁,很快乐,不再为疾病所缠身。

记者:您觉得这一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柏杨:和最亲爱的老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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