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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访谈]

杨琦和他的人民币故事

解放日报          录入于 October 10, 2009 at 08: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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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新中国诞生前一年,那是他的青葱岁月。

当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其中一版10元、50元券图案中的工人原型,就是他。

肩扛锤子,身穿背带服,面庞英气、眼神坚毅———

他的名字是杨琦。于他而言,作为新中国货币史上重要里程碑的首套人民币,只是他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珍藏。更关乎他心的,是他的家庭,那个再平凡不过的上海人家。

“我和我的一家,都只是新中国60年前行的普通参与者、见证者。但我常在想,就像这60年来看着人民币发行到第五套,印钞技术从无到有、从浅到深一样,仅仅作为见证者,已经是件足够让人觉得快乐的事了。”

在杨琦看来,他与人民币,或者说他家与人民币背后站着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曾远离。

首套人民币“工人”是我

杨琦1925年出生在上海宝山,1937年11月进上海《中美日报》学排字,1941年2月到新四军6师18旅《大众报》排字,1944年起在江淮印钞厂、华中印钞厂、北海印钞厂从事雕刻制版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共62种版别,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杨琦参与设计、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任务。

为了严格保密,参与设计的我和同事翟英,才当上了首套人民币上工农形象的模特。

为了严格保密,首套人民币的防伪暗记,在我印象中,只有设计者、刻制者和相关领导才知,公众毫不知情。

还是为了严格保密,我与首套人民币的渊源,若非1988年自己在新四军回忆录《战斗在华中敌后》中第一次披露,当时已结婚三十余载的老伴都一无所知!

1948年,那是我这一生中最令人激动、年轻又快乐的岁月。当年3月,在山东日照五莲山西北的小山村里,时任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杨秉超向当时印钞厂中掌握雕版印刷技术的仅有二人———我和翟英,下达了与其他解放区印钞厂一同设计并刻制人民币的任务。我记得,杨局长说设计既要有时代精神又要有多样风格,随后把一张卷起的白纸交给我们,纸上用毛笔写有好几款“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其中一款用红笔勾画出来做范本。事后方知这六个字是董必武的墨宝。

在反复商量、大量阅读后,我们提出采用工人和农民的图案:一手拿枪,一手扛铁锤、锄头。数日后方案基本被批准,只是枪被去掉,以更符合大方向。由于我是工人出身,翟英是农民出身,为了保密起见,不另请人当模特,领导就让我俩分别担任工、农的模特。我们原本向房东借了一间偏屋,但由于山区房子较矮且无窗,室内采光极差,无奈站在门外露天场地上,让画师老李写生素描。我头戴工作帽,肩扛锤子;翟英戴顶竹斗笠,扛把锄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坚持数日,完全用上了平日出操列队的功夫。

图案完成,该刻版了。但解放潍县(即潍坊)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印钞厂的机器物资尚在千里之外的山里埋着。怎么办?不能等!没有刻针,我们就到洪凝小街(现五莲县址)买了多种型号的缝衣针,装上木条柄,又向房东老大娘买了一点纳军鞋用的“鞋底线”扎紧。没有刻刀,我们买了一柄废旧的洋伞钢骨和自行车废旧钢丝,到铁匠铺请老铁匠改制成刻刀,而后配上木柄,用步枪的子弹壳将刻刀和木柄固定。如此,工具奇缺之苦得以解决。

1948年12月1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和副主席薄一波、兰公武、杨秀峰等发了一份布告,庄严宣布: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人民币从此诞生。

当日,老百姓看到了这全新的统一货币,奔走相告:快了,快了,全国快解放了。

银币之战,人民币胜

1949年5月,上海军管会接收国民党印钞厂,杨琦参与了接管。五年之后的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发行,同时收回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第二套人民币共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11个面额。主景图案集中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在印制工艺上除了分币外,其它券别全部采用胶凹套印。凹印版是以我国传统的手工雕刻方法制作的,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

“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在沪反动势力如此叫嚣。

我是上海人,随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接管组参与接管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这个厂改名为上海人民印制一厂,1987年10月起更用现名上海印钞厂。在我记忆中,正是由于一些投机奸商和敌特分子利用囤积银元进行黄金、外币、银元的非法交易,严重损害人民币的信誉,因此当年我被调到市公安局刑侦处专查金融案子。也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今已相伴五十余载的妻子吴秀峰。不过那时只是同事,我们直至一同去了农场工作后才走到一起。

那时,我参与了解放初大上海的银币之战。当时,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又几乎全回到银行里。因为老百姓吃够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苦,往往不惜血本将其兑换成银元或实物。于是人民币每转一个轮回,银元贩子都要狠狠赚一笔,物价也随之上涨,形势十分严峻。1949年6月10日,数百名便衣干警、金融干部及工人学生等群众团体包围了这个全市最大的投机活动中心———证券大楼,两千“银牛”被捕,经我和同事们的审查后陆续释放,余两百多名主犯扣押。次日,大米跌价一成左右,第三天再跌一成!

1952年,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急需调工作人员前往。就在那里,我和吴秀峰相知相恋,1954年成婚,婚礼就是一场领导讲话、吃糖、联欢的会议。那一年,我29岁,妻子23岁。

似有某种特殊的关联,1955年,就在第二套人民币开始发行的那年,我们的长女出生。

篮子装钱为女儿看病

1952年,杨琦到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工作,扎根34年,当过农场多家工厂负责人。在这个期间,第三套人民币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种面额。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制版过程中精雕细刻,机器和传统的手工相结合,使图案、花纹线条精细;油墨配色合理,色彩新颖、明快;票面纸幅较小,图案美观大方。

大女儿说过,每次二妹妹看病,都要花很多钱,家里甚至常用小篮子来装钱。但我没啥印象了。不过,二女儿,确实是我们夫妇俩心中最深最重的愧。

34年的农场生涯,我工作调动频繁:保卫干事、管教科副科长、基建科科长、工业加工厂厂长……细细一算,共换了14次工作。1960和1970年代以工业为主导,农场陆续办了工业加工厂、发电厂、机械制造厂、造纸厂、榨油厂、制盐厂、制药厂等等,最多时十多家厂。在农场工作的都强调“艰苦奋斗”,现在回头看才发觉辛苦。1959年冬,我调农业大队任大队长,住在离家十几里的办公室,一个月回家一两次;妻子也是女拖拉机手、总机、管教、加工厂干部统统当过,早上7点上班,常常深夜归家,回家时3个女儿都睡了。

就在这样的“艰苦奋斗”中,1957年出生的二女儿病了。初生时的她白白胖胖特别可爱,大人们总喜欢亲亲抱抱,可几个月大时忽然发热,我母亲带她去了农场医院,医生以普通感冒发烧来开方。没想到,孩子持续哭闹了多日,直到哭也哭不动、气息微弱,妻子才和母亲一道把她带回上海求医。一诊断,原来是粟粒性肺结核(1960年代后中国才开始在大中城市接种针对粟粒性肺结核的卡介苗,1978年全国范围内普及),致死率很高。此时的我,仍守在农场忙碌。

上海一治半年多,孩子性命得以保住,其中妻子请假陪了四个月。而我自己,实在不好意思请假。连续几年,我和妻子每个月的工资都成了医药费,只能向人借钱。同事劝我们向单位打报告要补助,我们想了想,国家困难挺大,还是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苦一点。

1962年,第三套人民币发行那一年,二女儿被证实经长期链霉素注射后聋了。婴儿时学会的“爸爸妈妈”,再也不能说了……

不管钱多钱少,心要静

杨琦1985年离休,1986年返沪。1987年4月27日,第四套人民币发行,增加了50元、100元大面额人民币。1992年8月20日又发行改版后的50元、100元券,增加了安全线。主景图案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思想。印钞工艺和防伪能力进一步提高,大幅人物头像水印雕刻工艺复杂,满版水印和固定人像水印表现出了明暗层次。

1986年,我离休后返沪。至此,一家人在上海聚齐。除了二女儿被送往上海外婆身边读聋哑学校,大女儿与小女儿都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回了上海。

不过,团圆的日子没过多久。1985年,国家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敞开,越来越多普通人摆脱了精英留学的模式,视留学为人生规划的一个选项。1989年,从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的小女儿应澳大利亚表兄的写信邀约,成了“出国大潮”中的一员:留学、求职,而后遇到同为上海人的他,顺利在澳定居。

看着周遭变化这么大,我很感慨。1986年,我还曾在上海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厂长,每天骑近一小时自行车去上班,并努力看书自学管理,可后来因为效益不好厂关闭了,这是我最后一段与工厂相关的经历。同时,农场昔日十多家厂,也由于竞争激烈等种种原因,在1990年代陆续关闭。而农场农田则相反,1950年代是盐碱地,一片不毛之地,水稻每亩产量两百斤,现今改造成了万顷良田,产量升至上千斤,而且耕作现代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还由从前的苏联货、美国货变成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然而,有一点不曾改变。就在粮食最紧缺那三年,农场里养的猪都没饲料吃,我派人去海边挖蛤蜊、采盐蒿子磨成细面掺入粮食,什么脑筋都动了,可从没操心过的家里,母亲烧蚕豆饭、山芋饭、腌各种咸菜……想尽花样,三个女儿竟然毫无饿的经历。大女儿说,更重要的是,奶奶在填饱我们的肚子之余,还能满足我们的精神。她在那代人中难得地读过书、没裹小脚,知书达理,就在最困难的时期,奶奶仍在家领着我们练毛笔字,让我们静心。

我始终觉得,这就是我母亲,一位1972年脑溢血去世的普通老人,对我们后代不可磨灭的影响———“不管钱多钱少,不管日子如何,心要静。”

关注,从不曾远离

199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根据市场流通需要,增加了20元面额,取消了2元面额。这套人民币在防伪性能和适应货币处理现代化方面有了较大提高。各面额货币正面均采用毛泽东主席建国初期的头像,背面主景图案充分表现了悠久历史和壮丽山河,弘扬了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2005年8月31日,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开始发行,在印制工艺、防伪措施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此时,杨琦已经80岁了。

巧得很,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开始发行时,恰逢我80岁的生日。三个女儿都很孝顺,小女儿一家还特意从澳大利亚回来,全家人在饭店为我庆祝生日。虽然我们和女儿们不同住,但有个女儿就住在同个小区,而且为了照顾我们上下楼腿脚不便,特意把自家在二楼的房子与我们在五楼的房子对调。这个女儿,就是我们夫妻俩深怀愧疚的二女儿。

你去看看我在漕河泾的家。客厅书架上,尽是我买的画传、画谱大全、书法帖等等。我老觉得,长期的革命生活习惯了,闲不下来,反正身体还好,就还是要进取,活到老学到老,再晚也不算晚。所以,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晚翁。

学书法、学国画、学唱歌,如今在澳大利亚探亲,我也在用小女儿刚给我买的电脑学上网。

原本嫌国外语言不通,又没有熟悉的人际关系,虽然每天早晨碰到邻居都Good morning(早上好),可就是从不来往,所以我和老伴都住不惯。但孩子孝顺,说上海夏天热,让我们来避暑。最后,9岁的外孙女电话里“想念外公外婆”这么一说,我们的心就软了。这一次,是我们夫妻俩第三次来澳大利亚,决定住满半年。

今天的生活真是“与往年不一般”。离休了的我常与妻子自费外出旅游,峨眉山、张家界、五台山、云南、山东……平均一年旅游五六趟。我们专门买了照相机,又被女儿换成像素更高的数码相机。不管是居委组织在周庄等邻近景点游览,还是我们一大家七八人自驾车去浙江安吉农家乐、千岛湖避暑,或是如今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堪培拉、墨尔本、黄金海岸观光,我们都拿着相机拍照,景色太美!

现在回首当年,条件太艰苦了。如今,我常去曹杨路上的上海印钞厂找老友聚会。我有张珍藏了60年余的第一套人民币10元币和50元币,就夹在上海市钱币学会编的《人民币图录》一书中。书中提及的人民币工艺革新,我都仔细读过,一一画了红线。

从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印钞技术的从无到有、从浅到深,我都很关注。在我看来,尽管与人民币诞生最接近的那段时光十分短暂,但我和我的一家从来不曾远离。仅仅作为见证者,已经是件足够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事。

(口述:杨琦 记录: 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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