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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访谈]

中国文明网专访冰凌:发挥中美文化交流的正能量(3图)

世界名人网记者报道 冰凌供稿           于 February 05, 2014 at 14:33:18:

人物简介
冰凌,本名姜卫民,旅美作家。祖籍江苏海门。1956年生于上海,1965年随家迁往福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1994年前往美国讲学,后旅居美国。冰凌现任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纽约商务传媒集团董事长、纽约商务出版社总编辑、国际作家书局总编辑、美欧国际品牌策划推介中心首席策划、美中经贸科技促进总会常务副主席、杭州冰凌文化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华人》月刊总编辑、福州大学客座教授、海外华文传媒协会副会长等。197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从事幽默小说创作与研究,至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和新闻作品达九百多万字。

沙白:“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这个身份听上去更像个活动家,基于你多年来策划的种种交流活动让人目眩,也符合活动家标准。通过你的观察感受,中国作家到了美国后,整体上的写作观念和在中国本土写作时有何不同?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写作地位如何?

  冰凌:一个朋友看到百度人物词条“姜卫民”(注:冰凌的本名),里面罗列着我们开展中美文化交流活动报道的新闻标题,感慨地说:“我看标题都看累了,你们一件事一件事做起来,真不知道要花多少精力,要花多少钱!”新闻媒体上称我为“中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拉骆驼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老先生来信也说:“您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热心人,一个醉心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中美交流(包括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惧万里长征的苦行僧”。

  我给自己定位是一个“干事”——为中美文化交流干点实事。二十年来我们为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干了几百件实事。我觉得干比说更有力量,更有效果。一位记者曾经采访我,要我谈谈我的思想。我说,我的思想就是我的行动;我的行动里就蕴藏着我的思想,体现着我的思想。

  我38岁“高龄”才去美国,是去讲学,讲幽默小说语言,讲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业,只是一种临时的身份,你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就像一条鱼被扔到了岸上,你首先得想办法挣扎到有水的地方才能存活下去。所以,要放下斯文和体面去餐馆打工。有的餐馆贴着这样一幅对联:“已有博士洗碗;不缺教授端盘”,横批“斯文扫地”。我在国内当过插队知青,当过炉台工人,当过机关干事,当过报社记者,我是个能吃苦的人,当时在美国打工那点苦在我眼里不算什么。打工时还有热饭热菜中餐随你吃饱,打完工回家点点票子还能赚几十美金,不打工的时候,我就写小说,写专访,去演讲,也能赚点钱。这么下去,干个几年也能实现美国梦——买个房子,买个车子。

  可是到美国后,我发现海外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了解极少,从而形成极大的偏见和误区。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因为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使我无法回避。1996年11月7日我40岁生日,我关在家里思考了一天,决定成立一个作家团体来干点事。我当即联系一批中国大陆去美国的作家,他们都是原中国作协会员和各省作协会员,注册成立了“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我担任会长。

  办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最大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在美国办事,没有钱寸步难行,不要说大的活动了,就是日常工作开销,电话传真费,邮寄费,交通费,汽油费,复印费等等,都是一笔开销。我至今都感激沈世光、凌文璧夫妇、林缉光赵明心夫妇和作联同仁们的大力资助,我自己更是竭尽全力来维持作联正常的运作。我有一段话:“我们有钱就做有钱的事,没钱就做没钱的事,钱少就做钱少的事;总不能不做事,也不能等到有钱了再做事。当然,今后有钱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有大钱了,就可以做更大的事。”

  我住在耶鲁大学校园附近,至今已经20年,我兄嫂都在耶鲁工作,我的侄女毕业于耶鲁,是个“耶鲁中国女孩”,我也被聘为耶鲁中国论坛特邀主笔。我喜欢耶鲁的文化氛围。1996年,我在《世界周刊》发表长文《容闳带来的小留学生们》,证实了耶鲁大学(康州)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发源地。这篇文章被总领馆作为介绍容闳的范文。我为耶鲁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实事,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国际著名汉学家孙康宜教授在赠送我的新书扉页上题词,称我为“一个比耶鲁人还要‘耶鲁’的人”。我把这看作是对我极高的嘉奖。

  中国作家到了美国之后,有国际视野了,见识广了,信息多了,有了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参照,更能激起或者激活创作力。作家职业在美国是受到尊重的。但你要靠写作来养家糊口则非常困难,除非畅销书作家。更多的是有一份固定的职业,用业余时间来写作。还有一部分作家平时在家写作,同时兼做一两份临时的工作。新移民里,女作家比较多,先生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可以养家糊口,妻子可以在家相夫教子,空闲的时间较多就写作。

沙白: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促进中美两国的文学交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缺乏足够的水准进入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在你眼中,中国文学的当下水准是需要作家的自强,还是需要类似联谊会组织的推介?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不会变成一个美版的作协,或者是个文学沙龙?

  冰凌:在美国成立这种作家协会一般都冠名华文作家或者华裔作家,我为什么要刻意注明“中国作家”这四个字呢?就是要打“中国作家”的高端国际品牌。提升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当时我们确定了三个宗旨: 一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二是促进中美两国在文学领域的实质性交流;三是弘扬高尚的中华民族文化。后来有国内作家提出来说,中国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存在走向世界这一说法。那好,我就把第一点改为: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1997年,我在纽约采访华裔作家陈楚年,他说改革开放后,他才有机会读到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作品。他说他感到非常震撼,他说这批当代文学作品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相比,上了一个更高的“高坡”。

  二十年来,我在各种场合,无论在记者招待会上演讲会上,还是接受采访写文章,一直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我不断强调,中国文学事业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活跃和鼎盛时期,中国作家军团是世界文坛最庞大、最强大的方阵,一批伟大的作品已经产生,而且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伟大作品。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已经做出、并将继续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是中国作家的遗憾,而是世界文坛的损失。中国作家要有“亮剑”精神,敢于在世界文坛上“亮剑”。同时,我也非常有信心看到中国新一代作家“亮剑”世界文坛。中国文学事业发展成就非常大,一大批作家自强不息,坚守着,创作着,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大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但是,中国作家大都太善良,太矜持,不敢理直气壮地推介和宣传自己,很多作家也不知道怎么有效地推介和宣传自己。这实际上也真难为我们的作家们。我曾经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作过一次演讲,介绍了如何在国际平台上有效地推介中国作家和学者,推介他们的著作和学术成果,我谈了十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推介方式方法。首先要更新观念,中国作家学者要有“亮剑”精神,敢于在国际平台上“亮剑”,要理直气壮地推介自己。在推介形式上,更新常规推介模式,增加非常规推介手段。注重高端定位,注重策划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注重大力度、滚动式的推介,注重媒体与网络的力量等等。

  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将一如既往,理直气壮地宣传和推介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不仅需要国家行为强有力的推介,也需要像类似作联一类组织的推介,还需要类似作家经纪人来有序的推介。

  美国这类作家团体非常多,就是华文华裔作家团体就有几十个。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决不是美国版的作家协会,更不是文学沙龙。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就是一个作家联谊性质、非盈利性、松散型的作家团体,成立至今已经快二十年了,同仁们自己掏钱,无偿地为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干了几百件实事,准确地说,是一个干实事的“作坊”——在这个“作坊”里,大家扎扎实实埋头干事,不兴吃吃喝喝高谈阔论。

沙白:无论是作家的身份还是活动家的身份,你如何看待中国体制内的“作家”与非主流的“写作者”,就中国文学层面而言,主流作家的话语表达方式是无法消除一些固定的烙印,而非主流的写作者们总是让人看到“中国文学的另一面”,在你的文学价值观里,中国文学的应该是由哪些方面组成?

  冰凌:我曾经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中国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作家评论家军团。作为旅美文学界人士,我非常希望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中国作家评论家军团携手团结,相互尊敬,相互宽容,共同努力,“亮剑”世界文坛,为世界文学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从我身在国外比较来看,中国作家是幸福的,有工资有稿费有奖金,有评级津贴创作假出访等等,全国有个正部级的作家协会,各省市甚至县区都有相应的作家协会来管理服务作家。其他国家有吗?美国没有,其他国家也没有听说过。可能有的作家觉得有人管,觉得烦,但是没人管,没人为作家服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有了比较才更珍惜当下。

  我觉得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包括网络作家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力军。我不赞同将作家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也不赞同将作家分为精英作家和广众作家。二十年来我在美国推介中国作家,我注重推介整体的中国作家方阵,而不仅仅推介一小部分的精英作家。

  中国当下的创作是非常自由的,创作环境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主流作家与非主流作家同等享有这种自由。作家的身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主流作家的作品也在改变和创新,而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也在受到关注和重视。正因为各种类型的作家和作品,才构成中国文学丰富多彩的景象。

沙白:他者即地狱。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融合点自不待言,但冲突点更不容回避。在中国一个多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冲突点在哪里,你觉得是否有解决冲突的方案存在?

  冰凌:我理解的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融合点和冲突点,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容与形式,或者说表现什么与怎么表现。我记得有的作家在创作上有一种技巧,就是你写了新题材,你就领先;你没有新题材怎么办?不要紧,你有新手法,即用新的表现手法来写老题材,同样领先。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在表现内容上,无非写人性、写情爱、写命运等等,但是在表现手法上那就百种千种数不胜数。模仿与借鉴是难免的。我记得美籍华裔老作家董鼎山在改革开放之初,给国内读者和作家大量地介绍西方作家的作品与流派,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作家大开眼界。还有一批作家钻研西方或者其他国家作家的作品,都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而各领风骚。仅一部《百年孤独》就让多少中国作家放不下手,你的开头第一句非得这种句式:“多少年后,冰凌吃饱肚子的时候,总会想起祖父跟他说起的那个饥饿汉子的故事”。不然你就落伍了。还有评论家大量推出新词新概念,让许多传统作家茫然无措自叹不懂。当然中国作家初期的借鉴很快就融会贯通了,写出了大量不同凡响的作品。

  我在美国遇到不少美国作家学者和读者,非常喜欢中国的本土作家,像孙犁,像汪曾祺,像高晓声等等。还有的对中国的古典诗歌更是神往到痴迷的程度。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在崇尚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欣赏我们。在当下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交流将会更广泛更深入,两种文学不可能完全融合,也不可能相互取代,只要相互独立与共存,世界文学才能呈现辉煌灿烂的景象。因此,需要双向交流,交流才能了解和理解,深入的交流才能达到分享。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美国和海外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如何向世界宣传推介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还需要一个非常艰巨和漫长的过程,还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非常可喜的看到,国家行为的对外宣传推介力度非常大,而且在做非常有力的调整和全方位的创新。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非常有效。同时,我们作为民间行为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要为促进中美文学、中外文学的交流多做实事。我想这样多方位的不懈努力,是能达到目地的。

沙白:你个人设立的“东方文豪奖”的缘起是什么?获奖者的评定标准是什么?据说所有奖金都是个人掏腰包,为了让这个奖项永续经营下去,你会有什么规划?

  冰凌:我们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已经多年了,没有什么结果。2006年的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办一个文学大奖?我考虑成熟后,亲自策划了这个文学大奖,名字就叫美国“东方文豪奖”,每两年评一位中国作家,颁以东方文豪奖,后来又增设了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

  我想把“东方文豪奖”办成一个高端、纯粹的文学大奖,办奖的目地,就是在国际上宣扬推介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专门表彰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作家。

  要办这样一个文学大奖,首先还是钱的问题。我就开始寻求社会资助,寻求企业家赞助,但是几年下来,收效甚微。而我又不愿意商业化运作,不想把这个文学大奖办得充满商业味。干脆我们自己来办,我们自己出钱。2012年8月,经过六年的筹备,我们举办了美国首届东方文豪奖、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颁奖活动,在纽约正式宣布,中国著名作家蒋子龙先生获得了美国首届东方文豪奖;著名老作家、99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90岁高龄的王火先生获得了美国首届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表彰他们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们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蒋子龙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他创作并出版了近百部文学著作,无论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各个创作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乔厂长”等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对中国的工业革命和改革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世界现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而“乔厂长”也由此成为中国“改革者”的代名词。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创造了蒋子龙的文学时代。”

  “今年99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是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的奇迹,他的文学创作和传奇经历延续了近八十年,至今仍笔耕不辍。近年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让子弹飞》不仅创造了电影神话,也让广大读者重新领略了他非凡的文学魅力。马识途先生是巴蜀现当代文学史上旗帜性领袖人物,是继郭沫若、巴金、何其芳之后最具影响的作家。王火先生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作家,他今年89岁,几十年辛勤笔耕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著有长篇史诗巨著《战争与人》三部曲,在写作期间,他为了救护一位女孩而伤及自己的左眼,在左眼失明的情况下,他坚持完成了《战争与人》,并荣获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等各项大奖,确立了他的崇高的文学地位。”

  很多作家学者说,东方文豪奖办得味道很正。这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二届美国东方文豪奖的评选工作,将于今年8月在纽约发布获奖名单。

  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寻求社会的资助,能有资助,我想会把东方文豪奖办得更好。那么,一时得不到资助怎么办?镜子面前竖块板——照办。

沙白:语言障碍是中国大部分文学爱好者的痛处。你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西方文学“走进来”,怎样的状态才是一个“及格”的状态?作为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作者,你个人的写作过程中,走出去和走进来的痛苦是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还是其他别的方面?

  冰凌:中国作家用母语中文写作,在英文世界里传播与交流,显然吃了重亏。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作家和学者可以用双语或多语写作,随后五六十年里,出现一个巨大的断层。除了海外有一批作家用英文或其他语种写作外,中国作家里很少用英文写作,即使用英文写作写得好的也不多,特别像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严歌苓那样取得丰硕成就的作家就更少了。

  中国作家在语言障碍方面,写作也好,交流也好,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像林语堂、哈金、严歌苓那样,能够中西贯通,双语写作,无需借助翻译,那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现在我们有信心期待中国新生代作家出现双语或多语写作的作家。但我们千万千万要重视中国大多数用母语写作的作家,他们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并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我旅居美国一直用母语中文写小说,我甚至有意识地排斥英语和新闻语言的影响,以保持我小说创作的语言个性。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丝毫的痛苦。文化背景的差异,或者叫“文化休克症”,只能说我刚到美国时有十几天的不适应,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对我这样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作家来说,美国的多元文化背景使我有更多的参照、比较、碰撞和磨合,对我的创作有极大的好处。

  现在汉语成为世界第二大语言,学习汉语的热潮越来越高。我经常问我的美国朋友:现在中国话说得怎么样?我一位美国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请我修改他关于中国二级城市市场论文的中文提纲,我用了两个钟头帮他修改,他看了后很高兴,用标准的中国话说:你是博导!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的外国作家和学者用中文写作。

沙白:巴金、王蒙……这几年,开始不断有中国作家的名字被提名参选诺贝尔文学奖。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背后的操作者正是你本人。作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委员会”的中国作家推荐人,你有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吗?你认为这个桥梁架设的必要性何在?十年之内,中国作家再获此奖的可能性大吗?

  冰凌:1997年,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开始筹备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1999年我们在纽约成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以推动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

  我们为什么要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成立以来,在美国康州建立起海外第一家“中国作家之家”,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发起并组织中国作家向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签名赠书活动,在海外媒体上举办“跨世纪的中国著名作家”宣传专栏,在网上开设“中国著名作家”专栏,举办“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讲座,接待中国作家学者访美交流,向汉学家和出版商推荐中国作家作品,将国外最新文学信息传送给国内文学报刊,帮助国内作家向国外文学报刊投稿、代理相关事务,举办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新书介绍会、征文竞赛和文学评奖,协办诗会、书展、春节联欢等文化活动,开展了一系列中美文学、文化交流活动。那一段时候,我开始考虑,近一百年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公平。我想我们应该为此做一些实质性的事。首先,要做提名参加评选工作,因为没有提名,就谈不上获奖。于是,我们开始酝酿、筹备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事。

  1999年,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在纽约成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我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作家王海龙担任共同主席。下面设有秘书处。决定每年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我们对提名程序也有个了解熟悉的过程,近两年时间里,我们反反复复学习、请教、研究、讨论。还有一批我们聘请的顾问,都是汉学家和大学教授,都给我们作了很多指导。

  我们正式运作的时候,严格按照有关程序来做。第一步,我们做了一个调查,用走访、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汉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和各个层面的读者请教,还在《美国文摘》杂志上印发调查表:你认为哪三位中国作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调查的结果是,巴金先生排在第一位;王蒙先生第二位,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还有像老作家孙犁等都排在很前面。那段时间,有一些专家、读者直接打电话或者写信来,推荐提名候选人。

  2000年,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后,首先提名了巴金先生。我们把提名信寄给了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信是寄到上海《收获》杂志社,结果李小林女士没有及时收到这封提名信。而在这时候,《钟山》杂志发表了这封提名和致敬信。很多媒体转发了这封信,就有记者采访李小林,她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从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写的通讯《心中永远只有读者——巴金病中探视记》中,得知巴金先生家人已经收到邀请信。在热切等待巴金先生回信的同时,我们衷心祝愿巴金先生早日康复。

  不久,我们收到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来信,对我们提名巴金先生表示感谢,并转达了巴金先生和家人的意愿,希望把提名的机会让给中青年作家。我们很尊重巴金先生和家人的意见,还在纽约通过新闻媒体,向巴金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当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答某报记者时说:巴金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说提名信,那是纽约一群烂作家编出来的抽象的空话。我问大家有没有烂啊?大家都说没有烂,前列腺都好好的。

  这样,在2000年,我们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名义,正式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了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提名作家,需要提名信和推荐理由,还要附上相关资料。而推荐提名理由特别重要。信还不能太长,又要全面地写出提名理由。当时我们先用中文写好初稿,然后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定稿以后,再把它翻译成英文。王海龙先生还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几位美国学者帮助我们修改。几位美国学者一丝不苟地帮助校译我们的提名信,使我们的提名信的文字更加准确,表达更加完美。

  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邮局,把这封提名信正式挂号寄出去。寄出不久,我们又征得一百多位纽约、耶鲁、哈佛大学的名人、教授的签名,支持我们提名王蒙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还有几十家团体都签名表示支持。我们先后分两批把这些签名信寄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不久,我就收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瑞典皇家学院)终身秘书HORACE·ENGDAHL的来信,通知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提名信,并向我们表达谢意。

  2000年7月28日,我们在纽约“一碟盐”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纽约文学艺术界名人林缉光、董鼎山、沈善宏和我共同主持记者招待会,正式把提名王蒙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消息发布出去。当时下面坐满了记者,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美国《侨报》、《世界日报》、美国中文电视等媒体记者,还有很多作家、文化界名人。场面非常热烈,大家反响非常好。

  那次印象最深的是唐德刚先生,他是位大学者、大作家,为人非常正直,张学良先生都非常信任他。那年他已经80岁了,自己驾车从新泽西州过哈德逊河,来曼哈顿参加记者招待会,由于找泊车位耽搁了一段时间,等到他赶到“一碟盐”饭店时,午餐已经结束,正要准备开会。原定请他上主席台上就坐,我见他还没有吃饭,就盛了一盘饭菜,请他坐在台下座位上,可以一边吃一边开会。会开到一半时,唐德刚教授走到会场中央,情绪十分激动,说话已经不是正常的语调,而是发出一种铿锵有力的吼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出过那么多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来没有评出一个中国作家,怎么也说不过去!今天无论提名哪一个中国作家,我都举双手赞成!”这才是大师啊!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境界!大师的眼光!

  第二天,海内外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讨论。第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评会主席KJELL·ESPMARK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寄给我一封签名来信,邀请我们提名候选人。还有科学家在科协大会上说:文学界都在自己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我们科学界为什么自己不提名?

  你问我有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吗?我本来没什么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我们一直以一种平常心来提名中国作家,后来有人不断地说你有浓重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于是我就说,我现在内心里充满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世界性文学大奖,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我们提名后,每年都会收到推荐信和自荐信。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诗人给我们写的自荐信,他说:中国作家,要论获奖,非我莫属!还有一位老诗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当时对我讲:要论作品,我的诗才是最好的。我听了很激动。我特别希望中国作家能够理直气壮地宣扬自己,要有这种自信的精神。提名这么多年,我们碰到的作家和各界人士,大都认为提名中国作家这件事意义很大,越往后看意义越大。

  2007年,我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我关注的是中国作家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希望由一位中国作家获奖,无论是哪一位中国作家。中国有一批作家具备获奖的实力。”2009年我应邀在华东政法大学作了命题演讲《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我在演讲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演讲的命题:“中国有一批作家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就一步之遥,已经站在诺贝尔文学奖大门口了,就看你邀请不邀请,你邀请了,就跨进去了;你不邀请,这一步就相当千山万水。”

  2012年,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在之前已经获知莫言先生有可能获奖,当我们从网络媒体上看到获奖的消息,那是真激动!真高兴啊!我们马上在博客上打出大标语:热烈祝贺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家为推动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苦苦努力了15年,今天莫言先生获奖,大家激动是可以想象的。在2000年,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和华美协进社在纽约举办欢迎莫言先生访美酒会和演讲会,我和王海龙先生与莫言先生交流时,明确表示支持莫言先生和其他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虽然莫言先生获奖不是我们提名的,但是我们同样激动和高兴!因为这是中国作家一个标志性的胜利!因而显示出更多和更大的意义。

  当年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只要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立马关门大吉。但今天真要关门时,我们却犹豫了。你问十年之内中国作家再获此奖的可能性大吗?问得好极了。我想起2001年,我应浙江省作家协会邀请做了一场演讲,介绍了我们开展提名中国作家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在交流中,著名小说家李杭育斩钉截铁地说,未来20年里一定有两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大声叫好,宴会时我专门敬了他一杯酒。现在李杭育先生的预言实现了一半。还有一半,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一定能够实现!

沙白:1998年,你和朋友在美国建立了“中国作家之家”,在美国推介中国文学。如今,你又在杭州筹划建一个“国际作家之家”,在中国推介外国文学,中国这么大你为何选择了杭州?做这件事的难点在什么地方?你的计划会实现吗?

  冰凌:199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两位老作家袁鹰、柳溪,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金坚范、编译中心主任向前大姐也来了。代表团从西海岸飞来东海岸的新泽西州。金坚范主任打电话给我,希望见见我,我和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顾问姜卫国从康州开车赶到新泽西州欢迎。我找了一家中餐馆,请老板做了十几道地道的中国菜宴请作家们。大家一路上西餐吃腻了,这顿中餐吃得很有味道。记得河北作家关仁山喝完一碗榨菜肉丝豆腐汤,说,要的就是这味!随后我和袁鹰团长、金主任、向前大姐就如何开展中美文学交流进行了长谈,达成了合作的意向。那天在回康州的路上,我头脑里老是闪现七十多岁的老作家袁鹰柳溪拖着大箱子的情景,突然一闪念——我要在美国办一个中国作家之家,让中国作家到美国来交流访问时,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人要有想,很重要,有想才能干。于是我决定要在美国办一个中国作家之家。当时,我没有正常的职业和收入,靠打工写作演讲获取一点生活费。那一段时间,我苦苦想办法仍无着落。1998年春节,我的好朋友沈世光凌文璧夫妇请我到他们饭店吃年夜饭,席间,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却不料,沈兄说:办在我家怎么样?我说:那太好了!沈世光凌文璧夫妇艰苦创业,在耶鲁校园开了日式饭店,生意红火,在康州麦廸逊买了别墅。现在却把别墅拿出来做中国作家之家,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沈兄夫妇做人有很高的境界。

  1998年5月3日,美国“中国作家之家”正式剪彩,正在美国讲学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邱胜云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林承训、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华裔著名学者赵浩生、世界著名侨领杨功德等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出席剪彩仪式,赵浩生教授发表演讲,说:“有家可归了!”第二天,新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侨报》、《世界日报》等海内外媒体都发表新闻,《文艺报》以《美国有个“中国作家之家”》为题发表了图文报道,《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画报》、《江西画报》、《世界华文文学》、《南方文坛》等杂志发表了图片报道。半年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先生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来美出席中国作家向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赠书仪式,就住在中国作家之家,回国后他写了《作家之家》长文发表在《随笔》杂志上,更引起了关注和轰动。

  记得剪彩仪式后,我寄了五十多张照片给金坚范主任,他把照片交给中国作家协会翟泰丰书记,翟书记看了非常激动,当即给我和沈世光夫妇写信,还写了两幅书法作品,托中国作家代表团带给我们,并表示非常想来美国“中国作家之家”看看。之后六年半时间,美国“中国作家之家”无偿地接待中国作家、学者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达三百多人,在这里不断地开展中美文学交流活动,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让中国作家在国际社会频频亮相,为中美文学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为此,美国“中国作家之家”是海外唯一的一家中国作家之家。翟书记曾希望在欧洲也能建一个中国作家之家,至今未能如愿。

  2008年,我想在国内建一个“国际作家之家”,这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祖国强大了,有条件有能力来建“国际作家之家”,建一个“国际作家之家”,以一种家的形式,不断地邀请国际一流的作家、学者、文化名人来“家”小住,写作、演讲,开展高端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活动;第二,过去我们把中国作家请出去,现在我们把国际作家请进来,强化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双向交流,既提高交流的高度,又推进交流的深度。第三,为“国际作家之家”的所在城市打造高端的国际文化品牌,因为邀请国际一流作家学者入住,必然会感受所在地的文化氛围和发展成就,通过他们“笔”和“嘴”来推介宣传,这显然比任何一种广告形式更来得有效和经济。美国作家梭罗的一部《瓦尔登湖》使美国一个普通的湖成为世界名湖,中国作家去美国,都带着朝圣的心情去拜访,这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借助这个特殊的‘家’,滚动式地运作一系列高端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媒体和各种宣传,直接提升所在城市的国际声誉呢?

  从2001年起,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回国到杭州,后来又在杭州创办了文化策划公司,对杭州有着很深的感情,而且杭州的各级领导对文创产业非常重视,所以我就很自然选择杭州来创办“国际作家之家”。困难是肯定有的,需要房子需要钱,需要人们对这件事的了解和理解,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有一段话说得精辟:要想干事情总会有办法的;不想干事情总会有理由的。我想总会找到办法的。

  习近平主席最近说:“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主席这么重视,又有这么好的大环境,我想我一定能办成“国际作家之家”。

沙白:作为“中美文学丝绸之路的引驼人”,你在很多场合讲过“要发挥中美文化交流的正能量”,抛出这个论调的理由是什么?怎么做才能赢来正能量?

  冰凌:中国是我的祖国,美国是我的居住国,我在祖国生活了38年,在居住国生活了20年,目前,我来往于中美两国之间,为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做事。以我这样的侨居身份,自然希望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相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该说,中美两国关系总体是健康发展的,特别两国人民是相互友好的,我侨居美国20年了,在我接触那么多的美国朋友,还没有碰到对我不友好的人。特别是听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对我更多了一份尊重。

  当然,美国是西方社会的中心,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中美两国文化各异,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主流文化。而文化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不同地域和民族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差异。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融合力和同化力非常强;美国文化历史虽短,但他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具有天然的包容性,能容纳多元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因而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和灿烂辉煌的西方文化在这里能够良性互动,在这个国际大家庭,大家基本上能和睦相处,融合大于冲突。

  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哲学思想、饮食、中医针灸、中文、武术、园林艺术等等方面,而中国饮食文化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应该说是最直接深入的,无疑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生力军。我们不仅要看到麦当劳、肯德鸡、可口可乐等对中国的影响,更应该看到中国饮食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的中餐馆有数万家,一条街上有七八家中餐馆很正常。各色美味可口的中国菜肴由口入心,将中国饮食文化最直接地传达给美国民众,这种在欢愉状态下所传达的文化信息是极为深入人心而卓有成效的。我们可以把筷子和刀叉做个比较。筷子简洁而富有美感,从操作效率、健康卫生、审美趋向看,优势显著。随着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入影响,筷子也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所接受。我写了一批新移民题材的小说,小说不仅写到了冲突,更写到了融合,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这种真实的现状。

  中美两国关系总体是健康发展的,但不等于说没有冲突,在国家层面上要维护国家利益甚至集团利益,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冲突,所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共存。外交上的博弈非常重要,文化上的交流同样重要。文化的力量能发挥特殊的效力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了“发挥中美文化交流的正能量”的论调。

  从我们从事20年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大量实例来看,文学和文化交流所体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对中美两国人民从了解到理解,起到直接的作用;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内力作用。我们为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做事,从自发行为上升到自觉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状态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多做一点实事,自觉地发挥中美文化交流的正能量,从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沙白:母庸讳言,“文化交流”是个巨大的“筐”,很多人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其实是变相的做一些文化产品的销售或者是直接牟取利益。多年来,你一直致力于文化交流,且属于纯文学性质的交流层面,是否遇到过类似上述质疑?你又如何看待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

  冰凌:我曾经在我的小说《中风》里写到我为什么来美国:“‘我为什么来美国?’我强迫自己回答问题。我是为了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看完之后我为什么又没有回去?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命运反而改变了我,把我推入生活的底层。我是想改变一下生存的方式?可是在国内生存似乎更适合我。我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出来留学而开路搭桥?又显得牵强。那么我出来是为了挣美金一圆淘金梦?为什么又整天忙着中美文学交流?不仅不挣钱,反而心甘情愿贴钱?”我问我自己是不是“精神中风”了?

  人有一种距离反向心理,在国内生活时会经常发牢骚,这个看不惯,那个不满意,可是一旦跨出国门,来到他乡异国,国内那种拥挤嘈杂街边摊点都成了一种怀想。特别是人到国外,爱国心会极度膨胀。

  我在美国创建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从事中美文学、文化交流,确实非常困难,都是大家自己掏钱来做事。我自己更是全身心投入进去。到美国来,没有考虑如何去赚钱,家人亲朋好友都不太理解,看我整天乐呵呵“日理万机”,也就由着我折腾。我有时静下来想想,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崇高,这更不得了——感到自己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也许可能我更注重自己的精神生命,注重自己的精神家园建设。

  随着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事业发展,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感到不能老是靠同仁们掏钱资助。于是,我决定成立纽约商务传媒集团,从事文化产业盈利,提供资金给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开展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同时也看看自己有没有赚钱的能力。

  从2005年成立纽约商务传媒集团以来,基本上能维持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日常开支,还能举办一些交流活动。同时,也说明我自己也具备赚钱的能力。钱确实很重要,如今我们有资源、有能力、有经验来操办一些国际高端层面的推介活动,推介作家艺术家、专家学者和城市企业等,确立高端的国际文化品牌,但是要举办这些活动都需要钱。我们现在已经把赚钱和开展中美文化交流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赚钱做事,赚更多的钱做更大的事。当然,有的时候自己也感到无奈,没有钱来为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做事。但我有一个习惯,决不抱怨,埋头苦干。人要有这么一种悲壮的精神。

  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你要么不干事,你要干事,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我都把它看作是人家对你的在意、重视、参与和鼓励。我实在没时间去讨论,没精力去争论,没钱去应付。在此深表歉意。

  我会继续当好“干事”,为发挥中美文化交流的正能量干点实事。

原载:中国文明网:冰凌:发挥中美文化交流的正能量
http://www.wenming.cn/specials/whcc/whtalking/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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