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可怕的温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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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可怕的温州人》之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大传统」

书名：可怕的温州人
作者：金辉、杨莉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阅读版本：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台北有条温州街，靠近文教气氛浓厚的师范大学与大安森林公园；台湾有很多「温州大馄饨」的小吃店；这几年稍微注意大陆新闻的人，还可能知道许多有钱的温州人在内地重要都市大炒房地产。

但，台湾人如我对温州的一般印象就这么多了。直到书市出现好多本讨论温州商人的书。「温学」成了个题目。

温州人现在被比为「中国的犹太人」（台湾已正名为「尤太人」），可我才翻开这本报导没多久，就确定：这与尤太人的处境没有必然关联，倒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社会中必然会有的「求生意识」大有干系。

温州早在80年代就搞「抬会」（类似台湾吸引人头的老鼠会）、「私有地下钱庄」、「农民出钱造城、买城里户口」等等或成或败的「创举」，而且有些还是平民及地方官通力合作，看在我眼里都咋舌惊讶不已，何况倒推回二十多年前的大陆风气？这些事敢干？这些事能成？

中国经济学家锺朋荣说：「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这跟「帝力于我何有哉」、「天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何不同？这跟古往今来农民、工人等劳力阶级为餬口、养家、生儿育女，铤而走险，游走法律，甚或不同形式、不同层级上地「揭竿起义」，有啥不同？

本书作者感叹：「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但我想到文革时响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的，应该决不止温州人吧。其它全中国各地的人，忒谦让了。

点评《可怕的温州人》之二：「不怕扣帽子，不怕掉脑袋」？

看本书最过瘾的事，不只是深入了解广义温州人（涵括三区、两市、六县超过七百万人）渊远流长的的重商主义，更在于对共产党领导下过去几十年某种「误解」之「破解」。

比如，我们在台湾，一向以为共产党的集权领导严厉到滴水不漏。政令贯彻到要拆就拆，要罚就罚，要关就关，老百姓可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心里怎么想的就是另一回事）。

但在上世纪60年代，血腥文革整风正盛期间，温州人还可以钻空子做小生意，无数小商小贩出外长途贩运，借着国家当时对于火车运送养蜂箱的低廉优惠，一边天南地北的带蜜蜂追逐各地不同的花期造蜜，一边利用蜂箱搞「紧俏物资」（如香烟、农产品）的走私倒卖，这般「走资派」的作为不怕被扣帽子，也不怕杀头？

显然，「天高皇帝远」真的存在，即便在共产主义马列思想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走遍世界或甚至外太空，大概都一样。本书作者提到一些对这些升斗小民的「保护伞」，其中最重要的该是几任「市委书记」，作者的褒奖用词是：「无不尽显无私无谓、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真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现实，不同位子不同脑袋不同历史的书写。

毛主席1955年在《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中提到：「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这里面不包括贫穷农民但转成小商贩的资本主义倾向吗？但温州人和背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官僚集团显然过关了。

即便到80年代，市委书记明明衔命而来整顿温州「资本主义倾向」乱象，也真的让一些冒出头的富商（如喧腾一时的个体户「八大王」抓放事件）被整肃，但没有太久，这些父母官就又都折服于温州人小农小商的韧性与实绩。毕竟，数字会说话，这些人与生俱来的某种「反骨」如果能带来庞大的「经济总量」，何不因势善导？

然后，1983-1986年络绎不绝的全国其它省市来温州的考察团，总人次超过60万，带来第一波「温州热」，这算是温商扬眉吐气验明正身的转折点。随后加温的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4年，参观人次达50万。第三波就是十五大召开后，***总书记亲临参观后掀起的。从此「温州经验」完全获得政治上的尚方宝剑。

但，在弯弯曲曲前进的历史步伐中，肯定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官民斗争。「政策」与「对策」的交手中，又有多少个人曾被牺牲。但，意气消沈似乎从来不是温州人的属性，也许，在那些年头，他们还是怕被扣帽子，还是不想被杀头，但血液里唯我自私求生的强悍力，终究为自己和家园找出了更多活路。

点评《可怕的温州人》之三：压不扁的中小企业

有竞争力的个体，组成有竞争力的家庭作坊或店铺，再流动出去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合作串成庞大的「温州帮」集资相挺，像尤太人，也像意大利人。究其精髓，中小企业的民间活力充分绽放是也。

台湾上世纪经济起飞曾得益于中小企业，温州模式亦然。所谓半句英文不会说却拎着手提箱出国谈生意，台商曾有如是搞外贸的「拼劲」与「憨勇」，到现在，尽管台湾科技产业的大厂在世界供应炼中举足轻重，但中小企业的活力仍在增加当中。

根据台湾《经济部2006年中小企业白皮书》，中小企业在2005年的各项重要指标均较2004年上扬，包括占全体企业家数、占全体就业人数比率、占全体受雇员工人数比率、占全体企业销售值比率、占全体企业内销值比率、占全体企业出口值比率，全面成长。

对台湾来说，尽管研究者容易感叹韩国经济起飞，主要得益于大集团的兴起。但省视发展历史及现状，无数中小企业还是台湾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重要资产与础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虽然优劣兼具，但总是无法由政府「一刀切」就能改变的现实。

对温州人来说，这种「人人争先、自我负责」的家庭作坊精神，和台湾60年代倡誉的「家庭即工厂」政策口号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台湾人追求家户富裕从来没有「政治觉悟」的找碴，在看似遵循「三民主义」的教条下，台湾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实践孙文学说的具体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求生驱动下，个人想发达、想攒聚、想求财、想交易，从不会被视为「私有化的毒瘤」。

但对早年的温州人，这一点人性本有的私利心，在共产红潮思想中，显得的确异常诡谲。温州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体现中小企业自营商必得有的「走埠苦行」，半句外文不会就远到欧洲安家落户。这精神在「解放」后未曾磨灭，在「文革」时未曾磨灭，在「改革开放」后当然更突飞猛进，从沿海到华北、西北、西南，进而远渡重洋，到处都有了温州企业的版图，温州一地的「国际人际脉络」跃居中国之冠。这条以中小企业模式达成「国际化」的征途，八十年来不可谓不壮观。

点评《可怕的温州人》之四：一切摸索的实验由历史裁决

1988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摸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

这个新令的诞生，与其说是现代管理学里的「创新领导」，不如说是传统政治学里的「就地合法」。在当时观念超前的市委书记董朝才「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的勇谏下，这个新令的出枱，架起了巨大的保护伞，这把「效果好就推广，效果不好就规范」的大伞，不只保护了温商，于今看来，当然也保护了中国无数后起之秀地区。

以台湾人看来，心里多少感觉这是好大一条弯路。董朝才1990年被调职前夕，看到夜里十点多鞋革小商品市场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时，欣慰地说：「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一点，心里也踏实了。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啊！」这样微小的个人希冀，从来不曾在中外古今绝迹，很多国家或时代无法「藏富于民」，常常是缺乏资源、政策与有效执行的结果，而非反对这种理想目标。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古国，依然要在世纪尾巴，才又「承认」了这是国民的合法欲望与行动准则？

对照毛主席1944年的讲话：「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任何自认忠贞优秀的共产党员与领导，真的该好好咀嚼这段话，再问问问自己：过去有多少来自「国家机器」错误或暴虐的施行，是假「群众」之名把「良好的个人愿望」强加于土地上亿万真实个人的呢？

站在台湾看大陆，当然有不同的欷嘘之情。除了对内地经历过的弯路感慨，也对台湾十年来不可遏抑的向弯路前进感慨。台湾上世纪末经济力开始下滑，除了世界经济板块朝中国大陆挪移的众多结构性因素，更重要在于主政者失去了这样的思想：「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蓝绿摩擦加剧、选票寸土必争的年代，民进党政府紧紧维系着所谓「基本教义派」的「铁票」，成为限制活力充沛的台商西进发展的最大关卡。当然，历史会给出教训：限制西进到底是「阻碍」，或者，依基本教义派的说法：对台湾的「保护」？

一如历史会给温商和支持温商的历任领导一个启示：摸着石头过河，到底失足落水了没？当初的「愚勇」，是否真的「愚」？如果答案是正面的，那么所谓「摸索新路」也好，「就地合法」也罢，形式上谁的胜利都就不重要了。温州人，总是务实的。

点评《可怕的温州人》之五：温州人到底有人情味还是不会笑？

该回头谈谈人。一切政策的底层，都靠人，人在执行、排拒或加以变形。人的个性、气度、价值观，当然显著决定了乡里风情、产业型态与工作成果。

本书谈了很多温州人对自己人「义气」的例子，互相帮衬、拉拔，其实这跟本不是温州人独有，各国各民族各地区，许多人近距离看彼此不顺眼，一到外地却同是天涯沦落人地相熟相善起来，这往往是「利害供需」法则决定，怕寂寞、怕吃亏，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乡梓心、地缘情。

义气和温情如果只送给自己亲人、亲戚、邻居，稍稍推广一点，扩及和自己天天见得着、有利害的同事、主管、部下、客户，而对路人、寻常百姓、外地人或所谓广义抽象的「群众、人民、社会」不爱闻问、不想负责——这算得上很伟大的情操吗？

上段话无意让温州人对号入座。我根本不了解现实中的温州人。只是从书中的例子，既发现温商似乎颇以自己餐厅或工厂的服务素质胜过杭州、北京自豪，却又被一位常飞温州的空姐批评：「温州人不守规矩、不爱笑、不懂礼貌、闹哄哄，又几乎人人带金戒指金手镯。」活脱脱是个「财大气粗、文化水平不够」的写照。

那么对于想了解真实温州人面貌的外人来说，问题来了，我们该信哪个面貌？对客人言出必行、不打马虎，这样的温州人你会赞赏，因为他想赚你的钱、做成交易；但若轮到你服务他或者你跟他没生意好做，那么就会遇到另个面貌的温州人，因为这时他不必买你的帐？这，会不会有点太双面——如果书中的描述与调查足够写实？

其实我很倾向相信这两面同时存在。因为，别说温州，别说温州人从穷到富、从边陲到核心、从被看轻打压到扬眉吐气，四海之内普通人性就是这么容易「欺软怕硬」、「前倨后恭」——还是不脱「利害供需」法则。

一切都以「当下实用、成交、受益」为导向，在面对成交的考验中，阻力大（比如去外地、外国或在生意场合），那么就得多花几分心力克服（表现出礼貌、节制、忍耐不便或入境随俗），阻力小时（比如对待陌生人或者没钱给他赚者），那么自我、唯我、本我的劣根性，就舒舒服服地跑出来了。

所以，有纪律森明的新加坡华人到台、港，会乱吐口香糖渣和任意穿越红灯（我听当事人承认过、也确实亲见过）；看似重繁文缛节的日本人，到东南亚（较日本「低等」的国家？）旅游就完全变了样，清洁、秩序、礼貌通通打折，这不但是「歧视」，还显示之前的「教养」都只是「形式上的压抑」，而非内化为「做人的质地」。

扩大来说，大陆出国旅游团已成中国与全世界办外交时的重大筹码，庞大的消费能力在沸腾，众多游客素质欠佳的恶评也在增加。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衣衫不整在旅馆走道串门子、拿走客房内所有能移动的物品、进了精品店仗势有钱消费对服务员颐指气使状…这些早就有各种报导或亲见的例子。难道，这些有钱出国旅游的团员都是「温州人」？

点评《可怕的温州人》之六：「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没饭吃」的信心

本书报导了很多真人实事的奋斗史，和是不是温州血统其实没关系。每个成功者所处时代背景与可使上的资源不同，性情也不同；尽管平民英雄大多从低处爬起，但有的掌握龙门一跃，「第一桶金」之后大开大阖、一路绿灯，有的则属于屡仆屡起或大起大落型；成功者在事业经营上，有的标榜人际沟通、客户服务，有的重视形象包装、大胆喊价。

其实成功的窍门非只一端。真要勉强说个「交集」，个人认为：「敢贪、敢梦、敢拼」三要素可以涵括。那个「敢」字突出了成功者的欲望与韧性都胜过他人。但从本书里，作者探讨到特别引我注意的一点就是：温州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没饭吃」的豪劲儿。意思是：天底下肯学、肯做、肯拼，就饿不死人，哪朝哪代都一样，哪个市场都一样。

我很佩服这股强大的乐观，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天塌下来有我顶」的志气，荡漾在这些商业英雄的血液中。

除非有特别的祖上庇荫，你不想不求也自动送上门的发达成功，否则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成功的机率低得多。你可以表面不争，但骨子里依然缜密分析、伺机而动、奋力一搏，但若完全弃守、凡事漠然，并深深自我催眠：「我一定不会成功」、「好运也不会轮到我」，那么，管你尤太人还是温州人，管你出身豪门或寒微，你都不大可能吸引贵人或财神上门。

天无绝人之路，但人往往先自绝后路。本书作者感叹：「为什么不少地方的下岗职工，家里揭不开锅了，孩子上不了学了，他都坚决不愿意去做一些所谓『下贱』的工作，比如擦皮鞋、当清洁工？」来反比温州人「要么打工，要么做老板」的自主活命心态。

作者想必在推论：如果中华男女老少，都能学习温州人体现的自主精神，的确可以迅速改变当今庞大的下岗问题，把全国「下岗职工」活化为一个个崭新的「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这肯定是执政者梦里也会笑的巨变。

可惜，巨变没有那么容易发生，任何「心理动能」的启动，除了先天因子，要靠后天刺激，除非有良好恰当的「正式教育」、「自我教育」或「机会教育」，否则，种子难以改变生长的方向和速度。「大锅饭心态」不可能因为下岗，自动转为「自主活命心态」，这两者之间，需要的是「演化」（evolution）。

也许庞大的下岗职工潮是中共统治下的重大问题，但似乎这些半放弃等国家救济的沦落人，似乎还在赖活或苟活着，反观近年台湾，多的是还有后路却选择寻死的各年龄层男女，自杀率节节上升。真不知道该说哪一种才叫做「放弃」？！